第349章 鲁儒之难(3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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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礼》传给陆贾;
  把《乐》传给公孙尼子;
  把《春秋》传给张苍和陈嚣。
  这八人当中,毛亨乃战国时期赵国名臣毛遂之侄(‘毛遂自荐’之典故的主人公);韩非乃韩国公子、法家的思想集大成者;李斯为秦相,法家思想的发扬者。
  陈嚣、公孙尼子二人则一个英年早逝,一个寄情山水。
  而仅剩下的浮丘伯、陆贾、张苍三人,便成为了如今汉室政坛举足轻重的人物。
  其中,得授《春秋》张苍凭借开国武勋跻身政坛,后凭借出色的政治手腕,和对诸子百家思想的见解,成为了汉室继萧何之后,又一个没有明确学派标签,却又能同时代表好几个主流学派的大学阀and相宰!
  精通《礼》的陆贾,则是在业务全被叔孙通抢走后另辟蹊径,成为了汉室第一代外交官。
  至于得授《诗》的浮丘伯,则是最大程度的保留了治学本心,成为了三人中唯一一个专心研究学士,尽量少沾染朝堂政治的贤者。
  若非去年浮丘伯再次游学至关中,被刘弘软硬兼施的留在长安,安了个二千石秩禄的《诗》博士之职,恐怕汉家朝堂,永远都无法看到这位老学者的身影。
  从这个角度来看,陆贾、张苍、浮丘伯三人的学术地位,实际上是基本一致的。
  但当‘学术地位’与‘政治地位’扯到一起的时候,状况就有所变化了。
  儒家五经诗、书、礼、乐、春秋,在过去的历朝历代或许占据同等地位,但在汉室,起码在汉室政坛,是有一些微妙的区别的。
  首先,由于汉室‘礼乐崩坏’,且掌权者对‘礼乐崩坏’乐见其成,就使得礼、乐两项,在汉室受重视的程度仅限于‘装装样子’的程度。
  这也是荀子的八个关门弟子中,得授《乐》的公孙尼子不愿入仕,甘愿游山玩水的原因。
  而陆贾作为荀子门徒中,得授《礼》的那一人,在汉室的地位显然也是不言而喻——精通《礼》这一项,根本无法为陆贾加分多少。
  《书》在汉室的地位,光是看看那两位得授《书》的荀子门徒是谁,就能看出端倪了。
  ——李斯,韩非!
  在汉初的舆论当中,这两人,一个是秦灭亡的罪魁祸首(李斯),一个是法家恶政的集大成者‘韩非’!
  这样的情况下,汉室能重视《书》,才是最大的笑话!
  至于诗,则带有太过于浓厚的儒家色彩,过于讲究仁义道德,与汉初的时代背景所不符,所以使得浮丘伯这样的《诗》传人,只能在汉初成为博士,被皇帝用来充门脸,做牌面。
  诗、书、礼、乐都不受重视,唯一剩下的,也就是如今的御史大夫张苍,从恩师荀子那里学来的《春秋》了。
  在儒家五经当中,春秋中的儒家色彩算是最淡,也最符合汉室背景。
  再加上执政学派——黄老学的核心思想,与《易》的牵连甚深,而《易》中的大数据卦算部分,又极其讲究‘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与《春秋》所提倡的‘以过去的失败经验,促进未来的成功’不谋而合。
  这就使得汉室初,黄老学执政、《易》学当道的时代背景下,儒家五经当中,只有《春秋》能具有相对乐观的接受度。
  自然而然,作为荀子门徒,得授《春秋》,且武勋又达到要求的张苍,就能在政坛占据一席之地,甚至成为比肩萧何的名相。
  而今天,刘弘为了陆贾之事,虽然将所有朝臣百官都召到了一起,但绝大多数人,都只是起一个‘见证人’,亦或是背景板的作用。
  关键人物,则只有师出同门的师兄弟三人。
  ——当朝御史大夫,得荀子授《春秋》的张苍、当朝博士,得荀子授《诗》的浮丘伯,以及事件的主人公,得荀子授《礼》的陆贾!
  换句话说就是:此次事件的本质,并非是在此次出使南越的过程中,陆贾代表个人做了什么事,应该受到什么惩罚。 ↑返回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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