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3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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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发现:
  1960年的中国人仍赞同乾隆对马戛尔尼使华团的看法,这突出地表现了这种连续性。历史教科书,大学课本,以及我与之交谈的知识分子都用马克思的语言支持传统的观点。马戛尔尼的态度是“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和“殖民主义的”。所有的人都赞同乾隆的严厉的回答:“朕无求于任何人。尔等速速收起礼品,启程回国。”毛不久前遣返苏联技术人员和“顾问”时也是这样做的,他当时宣布说:“我们要自力更生。”
  当然,从1960年到现在,确切地说,从马戛尔尼时代到现在,中国确实已经发生了十分巨大的变化。马戛尔尼和佩雷菲特如果再次访华,恐怕会修改自己的结论了。今天的中国人已经不再说自己无求于人。我们已经张开怀抱,做出了拥抱世界的姿势。外国商人和使节来到中国,受到的不再会是冷遇,而是世界罕见的热情。中国的外表也已经变得五彩缤纷,蓝和灰统治的时代应该是一去不复返了。
  但是,还是会有许多令他们十分熟悉的东西。或者说,中国的外交传统中,有许多千年不变的核心成分。
  他们会遇到一样热情淳朴的百姓。
  虽然统治者对外国人的来访有种种险恶的估计,但从乾隆时代起,老百姓们就天真地认为他们是被中华文化所吸引而来,向中国的统治者致敬的。英国人记载说,“下至中国的兵士和水手们都对客人彬彬有礼,不是出于责任而是出自招待热诚。整个使人感到我们是受欢迎的客人。他们知道这些外国人是从很远地方来向他们的皇帝致敬的。因此,他们的地位虽然如此低下,而仍然感到民族应有的喜悦情绪”。(约翰·巴罗《我看乾隆盛世》)
  他们会遇到一样铺张的招待。
  虽然对外国人可能心怀猜忌,但中国统治者对他们的招待从来都是超级热情的。在中国统治者看来,这首先是一个国家形象问题,或者说,是一个大局问题。外交无小事,内外有别,是中华帝国一贯的外交方针。因此,不管百姓如何贫困,财政如何困难,招待外国人总是不遗余力的。对于中国统治者,这绝不是难事。葛剑雄先生说:“由于历来的统一政权一般都国地辽阔、人口众多,所以即使人民生活水准很低,便把可以搜括到的人力财力集中起来,数目仍然是相当庞大的,这就造成了中国‘富厚’的假象。”
  当英国使团刚刚出发时,乾隆皇帝就已经做好了隆重接待的准备。在清朝上下看来,接待一个首次来到中国的使团,是一个向世界传播中华文化,宣传中国治理的伟大成就的重大“政治任务”。必须算政治账,而不能只算经济账。乾隆前后连续多次下达详细的谕旨,亲自认真安排这次对外宾的接待工作。
  为了更好地接待英国人,皇帝特意任命长芦盐运徵瑞为钦差大臣,专门负责此次接待工作。为此还特别为他加恩晋爵,赏戴花翎。
  英国人刚刚出发不久,皇帝就命令军机处拟定了一套详细的接待方案,包括朝见、赏赐、宴请、看戏、游览等活动。这个方案记录在清宫档案的《上谕档》册中。
  在估计贡使不久可到的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六月,皇帝对接待的原则做了具体指示:“应付外夷事宜,必须丰俭适中,方足以符体制……此次英咭唎贡使到后,一切款待固不可踵事增华。但该贡使航海远来,初次观光上国,非缅甸、安南等处频年入贡者可比。(直隶总督)梁肯堂、(长芦盐政)徵瑞务宜妥为照料,不可过于简略,致为远人所轻。”
  皇帝确定的接待工作方针是,一要隆重热烈,照顾好外国友人的衣食住行,保证他们的心情愉快;二是利用这个机会,充分展示中国的富庶强大。
  因此,当使团的船队到达大沽口外时,他们发现两名朝廷命官携带着大量作为礼物的食品,在此迎候。使团副使斯当东认真地记下了礼品的数量:牛二十头,羊一百二十头,猪一百二十头,鸡一百只,鸭一百只,一百六十袋面粉,十四箱面包,一百六十包大米,十箱红米,十箱白米,十箱小米,十箱茶叶,二十二大篓桃脯,二十二大篓蜜饯,二十二箱李子和苹果,二十二大篓蔬菜,四十篮黄瓜,一千个南瓜,四十大包莴苣,四十大包豌豆,一千个西瓜,三千个甜瓜还有许多瓶酒,十箱蜡烛,三大篓瓷器。由于数量太多,船上无法容纳,只能收下一部分,“将其余的璧谢”。“以后不须提出请求,大批免费供应的物资源源不断送去。”(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
  这仅仅是一个见面礼。在后来的行程中,中国人的慷慨一直让他们吃惊。使团的总管巴罗说:“我们至此所经历的款待、重视和尊敬,是陌生人只有在世界的东方才能遇到的。”而副使斯当东则说:“大量丰富的日用品不但供应到全体团员,而且普遍供应到使节团的所有技匠、卫队和仆人。看来中国方面不吝惜任何花费以求尽到对于使节团的豪华供应。”
  皇帝的指示得到了充分的贯彻。“动员了这么多的官员,这么多的厮役,这么多的船只,来做招待工作。这些参加招待工作的官员和厮役据说都得到了例外的加薪,借以鼓励他们做好这项工作。沿途岸上有列队欢迎的兵士,有搭起来的彩牌楼和特别准备的表演。所有以上一切费用俱由皇帝一人担任起来。”
  “皇帝陛下的这个意旨被所有参加招待工作的官员严格遵守。一位使节团员有一次偶然表示要买一件微小的衣物,承办招待的官员立刻买来,但无论如何不肯收钱。他说,一切费用都记在皇帝的账上了。”
  在其后的赏赐环节,英国人将要更为惊讶。英国人一路上所受到的热情接待经过英国商人之口先行传回了伦敦,整个英国欢欣鼓舞。
  英国使团的出使任务虽然失败了,但这次出使也并非没有收获。甚至,如果单纯从经济方面衡量,英国人的收获是巨大的。
  在回去的船只上,装满了中国皇帝赏赐给他们的礼物。
  自从听说英国人要来后,皇帝就开始为他们准备礼品。在英国船只到达天津后,皇帝派人询问的第一件事是贡品名单,第二件事则是使团名单。这是为了有针对性地准备给英国人的礼品。皇帝的心很细,他的赏赐不仅限于官员,每一个英国人,从正使直到黑人仆从,人人有份。留在船上的士兵水手650人也每人备有奖赏。对于这个前所未知的国家,他准备大大施恩,让这些地处偏僻的远夷对天朝留下深刻的印象。按惯例,外国进贡,皇帝只赏赐其国王及正使等正赏一次。而此次英国来朝,皇帝前后赏赐了他们37次之多。
  即使在英国人的桀骜不驯和妄加请求令皇帝十分生气之后,那些原来准备好的礼品仍然一样不差地发给了英国人。据后来的史学家统计,赏赐的礼品共130种,3000余件。数量之大,品种之多,次数之频,前所未有。皇帝一贯乐于展示他的大方。生气归生气,天朝上国的体面不能丢。在给英国国王的国书上,皇帝也特意提及这一点:“尔国王僻处重洋,输诚纳贡,朕之赐予优倍于他国。”(《乾隆皇帝与马戛尔尼》)
  虽然中间因为礼仪问题一度降低了饮食标准,但宽厚的皇帝仍然命令,回程路上给予英国人高规格的照顾:“公平而论,中国朝廷和他指派来照料使团的众人,自始至终表现了做主人的慷慨大方,照顾无微不至,态度真诚友好。至少对我们这一行人是如此。”这是巴罗的话。
  在路上,已经与英国人无话不谈的“王大人”向英国人谈了这次招待的花费:“王大人告诉我,为了支付接待我们使团的开销,他们受命从我们所经过的各省银库,每天提取5000两白银(合今天币值100万元人民币),也就是1600磅标准纯银。在北京是每天从户部领取1500两。”
  巴罗由此估算,他们一行,使北京花费了51.9万两白银,即17.3万磅白银。折成今天的币值,约1亿元人民币。这其中当然不包括皇帝赏赐的礼品,这些礼品价值要远远高于此数。
  “王大人告诉我,为我们服务的人一般不少于1000,很多时候大大超过1000。我相信他没有夸大其词。”
  巴罗算了一下账,说他们这次出使,英国本身所花费的,不过8万磅。“对大不列颠这样的国家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还不到人们通常想象的数额的1/4。”(约翰·巴罗《我看乾隆盛世》)
  那么英国人都从中国运走了些什么东西呢?以下是档案资料中的几次赏赐的部分礼品:
  第一次给英国人的见面礼是:
  特赐国王玉如意一,龙缎三,蟒缎二,妆缎七,百花妆缎六,倭缎三,片金缎二,闪缎、袍缎、蓝缎、彩缎、青花缎、衣素缎、线缎、帽缎各四,绫、纺丝各二十二,罗十三,杭绸七,玉双解瓶一,战图一盒,红雕漆桃式盒九,朱漆萄瓣盘四,绢笺、蜡笺各五十,挂灯四对,绣锦香袋八盒,绣香袋、连三香袋各四盒,宫扇十三扇,百香饼四盒,普洱茶团四十,茶膏、柿霜各五盒,哈密瓜干、香瓜干各一盒,武彝茶、六安茶各十瓶,藕粉、莲子粉四盒;正使龙缎、妆缎、蓝缎、酱色缎、素缎各二,倭缎八,丝、缎各一,绫、杭绸、纺丝各四,瓷碗六,瓷盘八,霁青白里瓷盘六,扇二十,普洱茶团六,六安茶六瓶,茶膏二盒,哈密瓜干二盒;副使龙缎、妆缎、倭缎、蓝缎、酱色缎、素缎各一,绫、杭绸、纺丝各二,瓷碗二,瓷盘八,霁青白里瓷盘四,扇十,普洱茶团四,六安茶四瓶,茶膏、哈密瓜干各一盒;副使之子龙缎、妆缎、素缎八,丝缎、锦、漳绒、羽缎、绫各一,花缎、纺丝各二,瓷碗、瓷盘各四十,锦扇十,普洱茶团四,六安茶四瓶,茶膏、冰糖各一盒,雕漆盘一,大荷包二,小荷包四;代笔官、总后官二员,每员闪缎、妆缎、倭缎、蓝缎、绫各一,瓷碗、瓷盘各二十,锦扇十,普洱茶团二,六安茶二瓶,茶膏、哈密瓜干各一盒,大荷包二,小荷包二;副总兵官、管兵官、听事官、管船官等七员,每员妆缎、闪缎、蓝缎各一,瓷碗、瓷盘各二,扇二盒,普洱茶团二,大荷包二,小荷包二。 ↑返回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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