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3 / 4）
他发现：
1960年的中国人仍赞同乾隆对马戛尔尼使华团的看法，这突出地表现了这种连续性。历史教科书，大学课本，以及我与之交谈的知识分子都用马克思的语言支持传统的观点。马戛尔尼的态度是“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和“殖民主义的”。所有的人都赞同乾隆的严厉的回答：“朕无求于任何人。尔等速速收起礼品，启程回国。”毛不久前遣返苏联技术人员和“顾问”时也是这样做的，他当时宣布说：“我们要自力更生。”
当然，从1960年到现在，确切地说，从马戛尔尼时代到现在，中国确实已经发生了十分巨大的变化。马戛尔尼和佩雷菲特如果再次访华，恐怕会修改自己的结论了。今天的中国人已经不再说自己无求于人。我们已经张开怀抱，做出了拥抱世界的姿势。外国商人和使节来到中国，受到的不再会是冷遇，而是世界罕见的热情。中国的外表也已经变得五彩缤纷，蓝和灰统治的时代应该是一去不复返了。
但是，还是会有许多令他们十分熟悉的东西。或者说，中国的外交传统中，有许多千年不变的核心成分。
他们会遇到一样热情淳朴的百姓。
虽然统治者对外国人的来访有种种险恶的估计，但从乾隆时代起，老百姓们就天真地认为他们是被中华文化所吸引而来，向中国的统治者致敬的。英国人记载说，“下至中国的兵士和水手们都对客人彬彬有礼，不是出于责任而是出自招待热诚。整个使人感到我们是受欢迎的客人。他们知道这些外国人是从很远地方来向他们的皇帝致敬的。因此，他们的地位虽然如此低下，而仍然感到民族应有的喜悦情绪”。（约翰·巴罗《我看乾隆盛世》）
他们会遇到一样铺张的招待。
虽然对外国人可能心怀猜忌，但中国统治者对他们的招待从来都是超级热情的。在中国统治者看来，这首先是一个国家形象问题，或者说，是一个大局问题。外交无小事，内外有别，是中华帝国一贯的外交方针。因此，不管百姓如何贫困，财政如何困难，招待外国人总是不遗余力的。对于中国统治者，这绝不是难事。葛剑雄先生说：“由于历来的统一政权一般都国地辽阔、人口众多，所以即使人民生活水准很低，便把可以搜括到的人力财力集中起来，数目仍然是相当庞大的，这就造成了中国‘富厚’的假象。”
当英国使团刚刚出发时，乾隆皇帝就已经做好了隆重接待的准备。在清朝上下看来，接待一个首次来到中国的使团，是一个向世界传播中华文化，宣传中国治理的伟大成就的重大“政治任务”。必须算政治账，而不能只算经济账。乾隆前后连续多次下达详细的谕旨，亲自认真安排这次对外宾的接待工作。
为了更好地接待英国人，皇帝特意任命长芦盐运徵瑞为钦差大臣，专门负责此次接待工作。为此还特别为他加恩晋爵，赏戴花翎。
英国人刚刚出发不久，皇帝就命令军机处拟定了一套详细的接待方案，包括朝见、赏赐、宴请、看戏、游览等活动。这个方案记录在清宫档案的《上谕档》册中。
在估计贡使不久可到的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六月，皇帝对接待的原则做了具体指示：“应付外夷事宜，必须丰俭适中，方足以符体制……此次英咭唎贡使到后，一切款待固不可踵事增华。但该贡使航海远来，初次观光上国，非缅甸、安南等处频年入贡者可比。（直隶总督）梁肯堂、（长芦盐政）徵瑞务宜妥为照料，不可过于简略，致为远人所轻。”
皇帝确定的接待工作方针是，一要隆重热烈，照顾好外国友人的衣食住行，保证他们的心情愉快；二是利用这个机会，充分展示中国的富庶强大。
因此，当使团的船队到达大沽口外时，他们发现两名朝廷命官携带着大量作为礼物的食品，在此迎候。使团副使斯当东认真地记下了礼品的数量：牛二十头，羊一百二十头，猪一百二十头，鸡一百只，鸭一百只，一百六十袋面粉，十四箱面包，一百六十包大米，十箱红米，十箱白米，十箱小米，十箱茶叶，二十二大篓桃脯，二十二大篓蜜饯，二十二箱李子和苹果，二十二大篓蔬菜，四十篮黄瓜，一千个南瓜，四十大包莴苣，四十大包豌豆，一千个西瓜，三千个甜瓜还有许多瓶酒，十箱蜡烛，三大篓瓷器。由于数量太多，船上无法容纳，只能收下一部分，“将其余的璧谢”。“以后不须提出请求，大批免费供应的物资源源不断送去。”（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
这仅仅是一个见面礼。在后来的行程中，中国人的慷慨一直让他们吃惊。使团的总管巴罗说：“我们至此所经历的款待、重视和尊敬，是陌生人只有在世界的东方才能遇到的。”而副使斯当东则说：“大量丰富的日用品不但供应到全体团员，而且普遍供应到使节团的所有技匠、卫队和仆人。看来中国方面不吝惜任何花费以求尽到对于使节团的豪华供应。”
皇帝的指示得到了充分的贯彻。“动员了这么多的官员，这么多的厮役，这么多的船只，来做招待工作。这些参加招待工作的官员和厮役据说都得到了例外的加薪，借以鼓励他们做好这项工作。沿途岸上有列队欢迎的兵士，有搭起来的彩牌楼和特别准备的表演。所有以上一切费用俱由皇帝一人担任起来。”
“皇帝陛下的这个意旨被所有参加招待工作的官员严格遵守。一位使节团员有一次偶然表示要买一件微小的衣物，承办招待的官员立刻买来，但无论如何不肯收钱。他说，一切费用都记在皇帝的账上了。”
在其后的赏赐环节，英国人将要更为惊讶。英国人一路上所受到的热情接待经过英国商人之口先行传回了伦敦，整个英国欢欣鼓舞。
英国使团的出使任务虽然失败了，但这次出使也并非没有收获。甚至，如果单纯从经济方面衡量，英国人的收获是巨大的。
在回去的船只上，装满了中国皇帝赏赐给他们的礼物。
自从听说英国人要来后，皇帝就开始为他们准备礼品。在英国船只到达天津后，皇帝派人询问的第一件事是贡品名单，第二件事则是使团名单。这是为了有针对性地准备给英国人的礼品。皇帝的心很细，他的赏赐不仅限于官员，每一个英国人，从正使直到黑人仆从，人人有份。留在船上的士兵水手650人也每人备有奖赏。对于这个前所未知的国家，他准备大大施恩，让这些地处偏僻的远夷对天朝留下深刻的印象。按惯例，外国进贡，皇帝只赏赐其国王及正使等正赏一次。而此次英国来朝，皇帝前后赏赐了他们37次之多。
即使在英国人的桀骜不驯和妄加请求令皇帝十分生气之后，那些原来准备好的礼品仍然一样不差地发给了英国人。据后来的史学家统计，赏赐的礼品共130种，3000余件。数量之大，品种之多，次数之频，前所未有。皇帝一贯乐于展示他的大方。生气归生气，天朝上国的体面不能丢。在给英国国王的国书上，皇帝也特意提及这一点：“尔国王僻处重洋，输诚纳贡，朕之赐予优倍于他国。”（《乾隆皇帝与马戛尔尼》）
虽然中间因为礼仪问题一度降低了饮食标准，但宽厚的皇帝仍然命令，回程路上给予英国人高规格的照顾：“公平而论，中国朝廷和他指派来照料使团的众人，自始至终表现了做主人的慷慨大方，照顾无微不至，态度真诚友好。至少对我们这一行人是如此。”这是巴罗的话。
在路上，已经与英国人无话不谈的“王大人”向英国人谈了这次招待的花费：“王大人告诉我，为了支付接待我们使团的开销，他们受命从我们所经过的各省银库，每天提取5000两白银（合今天币值100万元人民币），也就是1600磅标准纯银。在北京是每天从户部领取1500两。”
巴罗由此估算，他们一行，使北京花费了51.9万两白银，即17.3万磅白银。折成今天的币值，约1亿元人民币。这其中当然不包括皇帝赏赐的礼品，这些礼品价值要远远高于此数。
“王大人告诉我，为我们服务的人一般不少于1000，很多时候大大超过1000。我相信他没有夸大其词。”
巴罗算了一下账，说他们这次出使，英国本身所花费的，不过8万磅。“对大不列颠这样的国家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还不到人们通常想象的数额的1/4。”（约翰·巴罗《我看乾隆盛世》）
那么英国人都从中国运走了些什么东西呢？以下是档案资料中的几次赏赐的部分礼品：
第一次给英国人的见面礼是：
特赐国王玉如意一，龙缎三，蟒缎二，妆缎七，百花妆缎六，倭缎三，片金缎二，闪缎、袍缎、蓝缎、彩缎、青花缎、衣素缎、线缎、帽缎各四，绫、纺丝各二十二，罗十三，杭绸七，玉双解瓶一，战图一盒，红雕漆桃式盒九，朱漆萄瓣盘四，绢笺、蜡笺各五十，挂灯四对，绣锦香袋八盒，绣香袋、连三香袋各四盒，宫扇十三扇，百香饼四盒，普洱茶团四十，茶膏、柿霜各五盒，哈密瓜干、香瓜干各一盒，武彝茶、六安茶各十瓶，藕粉、莲子粉四盒；正使龙缎、妆缎、蓝缎、酱色缎、素缎各二，倭缎八，丝、缎各一，绫、杭绸、纺丝各四，瓷碗六，瓷盘八，霁青白里瓷盘六，扇二十，普洱茶团六，六安茶六瓶，茶膏二盒，哈密瓜干二盒；副使龙缎、妆缎、倭缎、蓝缎、酱色缎、素缎各一，绫、杭绸、纺丝各二，瓷碗二，瓷盘八，霁青白里瓷盘四，扇十，普洱茶团四，六安茶四瓶，茶膏、哈密瓜干各一盒；副使之子龙缎、妆缎、素缎八，丝缎、锦、漳绒、羽缎、绫各一，花缎、纺丝各二，瓷碗、瓷盘各四十，锦扇十，普洱茶团四，六安茶四瓶，茶膏、冰糖各一盒，雕漆盘一，大荷包二，小荷包四；代笔官、总后官二员，每员闪缎、妆缎、倭缎、蓝缎、绫各一，瓷碗、瓷盘各二十，锦扇十，普洱茶团二，六安茶二瓶，茶膏、哈密瓜干各一盒，大荷包二，小荷包二；副总兵官、管兵官、听事官、管船官等七员，每员妆缎、闪缎、蓝缎各一，瓷碗、瓷盘各二，扇二盒，普洱茶团二，大荷包二，小荷包二。 ↑返回顶部↑
1960年的中国人仍赞同乾隆对马戛尔尼使华团的看法，这突出地表现了这种连续性。历史教科书，大学课本，以及我与之交谈的知识分子都用马克思的语言支持传统的观点。马戛尔尼的态度是“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和“殖民主义的”。所有的人都赞同乾隆的严厉的回答：“朕无求于任何人。尔等速速收起礼品，启程回国。”毛不久前遣返苏联技术人员和“顾问”时也是这样做的，他当时宣布说：“我们要自力更生。”
当然，从1960年到现在，确切地说，从马戛尔尼时代到现在，中国确实已经发生了十分巨大的变化。马戛尔尼和佩雷菲特如果再次访华，恐怕会修改自己的结论了。今天的中国人已经不再说自己无求于人。我们已经张开怀抱，做出了拥抱世界的姿势。外国商人和使节来到中国，受到的不再会是冷遇，而是世界罕见的热情。中国的外表也已经变得五彩缤纷，蓝和灰统治的时代应该是一去不复返了。
但是，还是会有许多令他们十分熟悉的东西。或者说，中国的外交传统中，有许多千年不变的核心成分。
他们会遇到一样热情淳朴的百姓。
虽然统治者对外国人的来访有种种险恶的估计，但从乾隆时代起，老百姓们就天真地认为他们是被中华文化所吸引而来，向中国的统治者致敬的。英国人记载说，“下至中国的兵士和水手们都对客人彬彬有礼，不是出于责任而是出自招待热诚。整个使人感到我们是受欢迎的客人。他们知道这些外国人是从很远地方来向他们的皇帝致敬的。因此，他们的地位虽然如此低下，而仍然感到民族应有的喜悦情绪”。（约翰·巴罗《我看乾隆盛世》）
他们会遇到一样铺张的招待。
虽然对外国人可能心怀猜忌，但中国统治者对他们的招待从来都是超级热情的。在中国统治者看来，这首先是一个国家形象问题，或者说，是一个大局问题。外交无小事，内外有别，是中华帝国一贯的外交方针。因此，不管百姓如何贫困，财政如何困难，招待外国人总是不遗余力的。对于中国统治者，这绝不是难事。葛剑雄先生说：“由于历来的统一政权一般都国地辽阔、人口众多，所以即使人民生活水准很低，便把可以搜括到的人力财力集中起来，数目仍然是相当庞大的，这就造成了中国‘富厚’的假象。”
当英国使团刚刚出发时，乾隆皇帝就已经做好了隆重接待的准备。在清朝上下看来，接待一个首次来到中国的使团，是一个向世界传播中华文化，宣传中国治理的伟大成就的重大“政治任务”。必须算政治账，而不能只算经济账。乾隆前后连续多次下达详细的谕旨，亲自认真安排这次对外宾的接待工作。
为了更好地接待英国人，皇帝特意任命长芦盐运徵瑞为钦差大臣，专门负责此次接待工作。为此还特别为他加恩晋爵，赏戴花翎。
英国人刚刚出发不久，皇帝就命令军机处拟定了一套详细的接待方案，包括朝见、赏赐、宴请、看戏、游览等活动。这个方案记录在清宫档案的《上谕档》册中。
在估计贡使不久可到的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六月，皇帝对接待的原则做了具体指示：“应付外夷事宜，必须丰俭适中，方足以符体制……此次英咭唎贡使到后，一切款待固不可踵事增华。但该贡使航海远来，初次观光上国，非缅甸、安南等处频年入贡者可比。（直隶总督）梁肯堂、（长芦盐政）徵瑞务宜妥为照料，不可过于简略，致为远人所轻。”
皇帝确定的接待工作方针是，一要隆重热烈，照顾好外国友人的衣食住行，保证他们的心情愉快；二是利用这个机会，充分展示中国的富庶强大。
因此，当使团的船队到达大沽口外时，他们发现两名朝廷命官携带着大量作为礼物的食品，在此迎候。使团副使斯当东认真地记下了礼品的数量：牛二十头，羊一百二十头，猪一百二十头，鸡一百只，鸭一百只，一百六十袋面粉，十四箱面包，一百六十包大米，十箱红米，十箱白米，十箱小米，十箱茶叶，二十二大篓桃脯，二十二大篓蜜饯，二十二箱李子和苹果，二十二大篓蔬菜，四十篮黄瓜，一千个南瓜，四十大包莴苣，四十大包豌豆，一千个西瓜，三千个甜瓜还有许多瓶酒，十箱蜡烛，三大篓瓷器。由于数量太多，船上无法容纳，只能收下一部分，“将其余的璧谢”。“以后不须提出请求，大批免费供应的物资源源不断送去。”（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
这仅仅是一个见面礼。在后来的行程中，中国人的慷慨一直让他们吃惊。使团的总管巴罗说：“我们至此所经历的款待、重视和尊敬，是陌生人只有在世界的东方才能遇到的。”而副使斯当东则说：“大量丰富的日用品不但供应到全体团员，而且普遍供应到使节团的所有技匠、卫队和仆人。看来中国方面不吝惜任何花费以求尽到对于使节团的豪华供应。”
皇帝的指示得到了充分的贯彻。“动员了这么多的官员，这么多的厮役，这么多的船只，来做招待工作。这些参加招待工作的官员和厮役据说都得到了例外的加薪，借以鼓励他们做好这项工作。沿途岸上有列队欢迎的兵士，有搭起来的彩牌楼和特别准备的表演。所有以上一切费用俱由皇帝一人担任起来。”
“皇帝陛下的这个意旨被所有参加招待工作的官员严格遵守。一位使节团员有一次偶然表示要买一件微小的衣物，承办招待的官员立刻买来，但无论如何不肯收钱。他说，一切费用都记在皇帝的账上了。”
在其后的赏赐环节，英国人将要更为惊讶。英国人一路上所受到的热情接待经过英国商人之口先行传回了伦敦，整个英国欢欣鼓舞。
英国使团的出使任务虽然失败了，但这次出使也并非没有收获。甚至，如果单纯从经济方面衡量，英国人的收获是巨大的。
在回去的船只上，装满了中国皇帝赏赐给他们的礼物。
自从听说英国人要来后，皇帝就开始为他们准备礼品。在英国船只到达天津后，皇帝派人询问的第一件事是贡品名单，第二件事则是使团名单。这是为了有针对性地准备给英国人的礼品。皇帝的心很细，他的赏赐不仅限于官员，每一个英国人，从正使直到黑人仆从，人人有份。留在船上的士兵水手650人也每人备有奖赏。对于这个前所未知的国家，他准备大大施恩，让这些地处偏僻的远夷对天朝留下深刻的印象。按惯例，外国进贡，皇帝只赏赐其国王及正使等正赏一次。而此次英国来朝，皇帝前后赏赐了他们37次之多。
即使在英国人的桀骜不驯和妄加请求令皇帝十分生气之后，那些原来准备好的礼品仍然一样不差地发给了英国人。据后来的史学家统计，赏赐的礼品共130种，3000余件。数量之大，品种之多，次数之频，前所未有。皇帝一贯乐于展示他的大方。生气归生气，天朝上国的体面不能丢。在给英国国王的国书上，皇帝也特意提及这一点：“尔国王僻处重洋，输诚纳贡，朕之赐予优倍于他国。”（《乾隆皇帝与马戛尔尼》）
虽然中间因为礼仪问题一度降低了饮食标准，但宽厚的皇帝仍然命令，回程路上给予英国人高规格的照顾：“公平而论，中国朝廷和他指派来照料使团的众人，自始至终表现了做主人的慷慨大方，照顾无微不至，态度真诚友好。至少对我们这一行人是如此。”这是巴罗的话。
在路上，已经与英国人无话不谈的“王大人”向英国人谈了这次招待的花费：“王大人告诉我，为了支付接待我们使团的开销，他们受命从我们所经过的各省银库，每天提取5000两白银（合今天币值100万元人民币），也就是1600磅标准纯银。在北京是每天从户部领取1500两。”
巴罗由此估算，他们一行，使北京花费了51.9万两白银，即17.3万磅白银。折成今天的币值，约1亿元人民币。这其中当然不包括皇帝赏赐的礼品，这些礼品价值要远远高于此数。
“王大人告诉我，为我们服务的人一般不少于1000，很多时候大大超过1000。我相信他没有夸大其词。”
巴罗算了一下账，说他们这次出使，英国本身所花费的，不过8万磅。“对大不列颠这样的国家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还不到人们通常想象的数额的1/4。”（约翰·巴罗《我看乾隆盛世》）
那么英国人都从中国运走了些什么东西呢？以下是档案资料中的几次赏赐的部分礼品：
第一次给英国人的见面礼是：
特赐国王玉如意一，龙缎三，蟒缎二，妆缎七，百花妆缎六，倭缎三，片金缎二，闪缎、袍缎、蓝缎、彩缎、青花缎、衣素缎、线缎、帽缎各四，绫、纺丝各二十二，罗十三，杭绸七，玉双解瓶一，战图一盒，红雕漆桃式盒九，朱漆萄瓣盘四，绢笺、蜡笺各五十，挂灯四对，绣锦香袋八盒，绣香袋、连三香袋各四盒，宫扇十三扇，百香饼四盒，普洱茶团四十，茶膏、柿霜各五盒，哈密瓜干、香瓜干各一盒，武彝茶、六安茶各十瓶，藕粉、莲子粉四盒；正使龙缎、妆缎、蓝缎、酱色缎、素缎各二，倭缎八，丝、缎各一，绫、杭绸、纺丝各四，瓷碗六，瓷盘八，霁青白里瓷盘六，扇二十，普洱茶团六，六安茶六瓶，茶膏二盒，哈密瓜干二盒；副使龙缎、妆缎、倭缎、蓝缎、酱色缎、素缎各一，绫、杭绸、纺丝各二，瓷碗二，瓷盘八，霁青白里瓷盘四，扇十，普洱茶团四，六安茶四瓶，茶膏、哈密瓜干各一盒；副使之子龙缎、妆缎、素缎八，丝缎、锦、漳绒、羽缎、绫各一，花缎、纺丝各二，瓷碗、瓷盘各四十，锦扇十，普洱茶团四，六安茶四瓶，茶膏、冰糖各一盒，雕漆盘一，大荷包二，小荷包四；代笔官、总后官二员，每员闪缎、妆缎、倭缎、蓝缎、绫各一，瓷碗、瓷盘各二十，锦扇十，普洱茶团二，六安茶二瓶，茶膏、哈密瓜干各一盒，大荷包二，小荷包二；副总兵官、管兵官、听事官、管船官等七员，每员妆缎、闪缎、蓝缎各一，瓷碗、瓷盘各二，扇二盒，普洱茶团二，大荷包二，小荷包二。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