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2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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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帝于是找来了宫中传教士,询问英吉利国是怎么回事。传教士们果然知道,告诉他,“该国即系红毛国,在西洋之北,在天朝之西北”。与法兰西国及意大利国在同一个方向,也以制造器械见长。
  皇帝十分高兴。这既意味他将收到大批西洋贵重玩意儿,更意味着,大清国的属国名单上,又将添上一个新的名字。
  中国历代,对属国的数量多少都十分重视。
  中国人想象的世界是,中国位居天下中央,是文明之邦。四周国家环绕在中国周围,都沉陷在野蛮愚昧之中。因此,中国愿意怀柔远人,向四周“传播声教”,以自己的文明之光将他们从不幸的黑暗中拯救出来。而四周明白事儿的夷人大都“倾心向化”,急切地想到中央王国来参观学习,学习先进文化。
  来了自然不能空手,他们带着本国最好的土特产,恭恭敬敬献给中国皇帝。这标志着他们向先进文明的致礼,也标志着对中华帝国的臣服。这些国家就叫朝贡国,又称属国。
  “万国来朝”“四夷宾服”向来是中央帝国统治成功的标志。中华帝国的属国越多,就证明帝国治理得越良好。中央王朝通过册封,赐予四周小国以合法性地位。而中央王朝自身的合法性,一定程度上也需要小国的捧场来证明。历代王朝都热衷于展示自己的光荣伟大,以吸引周围国家前来朝贡。
  大清王朝的属国数量自然也不少。因为中国与属国的关系根本上是礼仪性的,中国是君,外国是臣,所以清代的外交分别由礼部和理藩部来划片儿管理。东南及海上一片,如朝鲜、琉球、越南、南掌(即老挝)、暹罗(即泰国)、苏禄、缅甸,以及西洋的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罗马教皇厅(即意大利)等,归礼部管。而归理藩院管辖的,主要是西北陆上属地及国家,比如哈萨克、尼泊尔、锡金、不丹和中国人一厢情愿中的“属国俄罗斯”等等。
  一般来讲,在进贡国名单上增加一个新名字绝非易事。除了千方百计遣使招徕,就要大动兵戈武力威服。大清属国数量在乾隆年间增长最速,主要是因为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朝击败准噶尔,这一战使“哈萨克左右部、布鲁特东西部、安集延、玛尔噶朗、霍罕、那木干四城、塔什罕、拔达克山、博罗尔、爱乌罕、奇齐玉斯、乌尔根齐诸部落”均“同属内地”或者“列我藩服”。“以亘古不通中国之地,悉为我大清臣仆,稽之往牒,实为未有之盛事”。(《清史稿》)
  而如今,既没用大清帝国出兵,又没有遣使,数万里外大西洋上的从不知名的英吉利国就“远慕声教,倾心向化”,主动前来纳贡。这难道不是中华帝国文化影响力的有力证明吗?这难道不是大清盛世的最好注解吗?这难道不是皇帝晚年遇到的一桩大喜事吗?
  何况这个新的“臣仆”将为皇帝贡献许多奇珍异宝。那篇禀文里不是说得很清楚吗:“带有进贡贵重物件,内有大件品物,恐路上难行,由水路到京,不致损坏,并冀早日到京。”
  依惯例,海上达到的外国贡使一律由广州上岸。皇帝回复两广总督,特别批准英吉利人破例由天津登陆:“阅其情词极为恭顺恳挚,自应准其所请,以遂其航海向化之诚。”(《清高宗实录》)
  其实英国人并非是中华帝国的陌生客人。他们来到中国海边已经几百年了。长期以来,他们一直是大清国最重要的外贸伙伴国之一。
  自古以来,英国人就一直被东方这个神秘的大国所吸引。早在1497年,英国人卡波特就企图打通前往中国的航路,可惜没有成功。直到1635年,英国商船“伦敦”号抵达澳门,才标志着中英交往的开始。
  从那时起,中英间就建立起了贸易联系。不过当时的明朝官员并不知道这些外国人从何而来,看他们一样是红头发蓝眼睛,以为他们是荷兰人,所以将他们也称作“红毛番”。在中国人眼里,荷兰是当时海上最强的国家。
  其实世界大势早就发生了变化。16世纪末起,英国相续击败西班牙和荷兰,实现了海上崛起。在中外贸易中,英国人同样后来居上,很快就取代了荷兰和西班牙,成为中外贸易的主力军。中国茶叶风靡全球,主要就是英国商人的功劳。
  虽然早在公元前2世纪,中国人就开始种植茶树,但直到16世纪中叶才为西方人所知。1606年,荷兰人首次将茶叶输往欧洲。然而在此后100余年间,欧洲人并没有对这种新饮料表现出多大的兴趣。中英贸易兴起后,经过英国商人的大力推介,茶叶逐渐成为欧洲人客厅里的时尚,并且使越来越多的人着迷。从1685年到1759年,70多年间,英国从中国每年采购的茶叶数量从8万多磅增长到269万磅,增长了30多倍。茶叶也已经成了中国出口到欧洲的最大宗货物,占了欧洲人从中国采购商品量的一半以上。英国人因此成了对华贸易的绝对主力。1764年,欧洲运往中国的货物总值为191万两白银,而其中英国所运为121万两,占63.3%;而当年中国出口到欧洲的货物总值为364万两白银,英国人购买的为170万两,占46.7%。及至18世纪末,英国对中国的贸易输入值已占西方国家总值的90%左右,输出值则占70%以上。英国早已经是中国第一大外贸出口国,也是第一大外贸进口国。(《闭关与开放,中国封建晚期对外关系研究》)
  可是中国皇帝与中国政府对此一无所知。英国人仍然如明末一样,与荷兰人一直都被称为“红毛番”。对这两种“红毛”之间的关系如何,连与之直接打交道的中国商人都十分模糊。以至于前几年刚刚修订的《大清一统志》,记载了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等国,却竟然没有这个最重要的外贸伙伴。
  中国皇帝何以闭目塞听如此?
  其实要怪乾隆皇帝晚年记性不好。对于这个英吉利国,他本来应该有印象的。
  那是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的事。那一年夏天,天津大沽口外的海面上,出现了一艘西洋三桅船。一个中文名叫“洪仁辉”的英国商人,自称“英吉利四品官”,说有要事,要进京告御状。
  “英吉利四品官”的到来惊动了天津知府。充满好奇心的知府灵毓来到洪仁辉船上,对这个金发碧眼的洋人进行了拜会。洪仁辉操着流利的中文对他说,他们本来在广州与中国进行贸易,但是在贸易过程中,受了许多欺负,因此想找中国皇帝评评理。
  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没出过的奇事。按理灵毓不应该允许这个不守规矩的夷人进入天津。但是头脑灵活的他早就听说过外国商人都很有钱,因此认为这是一个极好的发财机会。于是他对洪仁辉表示,听了洪氏的讲述,他十分同情。他会向上级汇报这件事,但是替一个外国人“越级上访”,他要冒着被革职的风险。
  所以,灵毓悄悄伸出5个手指头。如果没有5000两白银的好处,他不敢做这样的事。
  其实洋人洪仁辉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英国翻译,根本不是什么英吉利四品官。他本名詹姆士·弗林特(james flint),从乾隆十二年(1747年)起成为英国东印度公司翻译。之所以自称四品官,是因为他很清楚,一个普通的英国商人或者翻译根本不可能见到中国的官员大人。虽然对中国官员的腐败十分熟悉,洪氏还是觉得5000两实在太多了。他与灵毓讨价还价,最后谈定的价格是2500块西班牙银圆,先交2000,事成之后再交500。
  收受了沉甸甸的银圆后,19日下午,灵毓允许洪氏的船由水路开到天津,并将洪仁辉安排在一座庙宇中住了7天。在这7天当中,洪仁辉的状纸层层上交,被从天津送到了紫禁城,直达乾隆皇帝的御案。
  洪仁辉的状纸中,向皇帝叙述了他们几十年来在对华贸易中遇到的许多困难。他说几十年来,十三行制度一直像一个难受的枷锁一样困扰着他们。他说他们的贸易因此严重不平衡,很难直接了解中国老百姓真正需要什么物品。他要求大清帝国在广州之外,再开一些贸易口岸。他还提出了以下具体要求:
  我们要求我们所雇用的所有通事和买办,不必向海关官员缴付规礼或经其认许。
  我们控告设在我们商馆与货船之间的三个关卡的人员,他们曾向即将起航的商船诸多勒索,尤其是最后一个关卡的官吏,去年竟将“霍顿”号引水的执照扣留。
  我们要求把我们称作罪犯的不光彩告示撤除,最近这种告示张贴在省城和城郊各地,致使我们在路上经常受到侮辱。政府不仅有责任保护我们,同时亦应保护和我们来往的商人、通事、买办和仆役等。
  我们控告我们商馆附近的海关屋子一位官吏的粗暴行为。约在两个月前,他借口我们没有向他鞠躬行礼,竟禁止我们在自己的艇上乘凉。我们要求命令他到我们的住所道歉,或将其解职。(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 ↑返回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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