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3 / 4）
我父亲对儿子的管教，既是这样的严厉，儿子们又都受过专馆教育，后来五、六、七3兄弟还曾先后到英国留学，九弟、十弟、十一弟、十二弟也先后到美国留学，是应该成为出众的人才的。但是，在那样家庭的影响下，他们念书既没有得到比较出色的成绩，以后也没有成为什么“人才”。
我父亲对于女儿的管教，是比较马虎的。这是由于他认为女儿到头来总是人家的人，在父母面前的日子不多，所以他是有着“女儿为重”的思想的。这一思想，也表现在他对儿女们的称呼上。例如，大哥克定的小名叫做“小记儿”，二哥克文的小名叫做“招儿”，就是在他们结婚以后，我父亲和我娘于氏也还是叫他们小名的。至于女儿，我父亲却从不许叫她们的小名。小的姐妹们叫老几、小几，如老十二、小十三，年纪大些的则称为姑娘，如二姑娘、三姑娘。无论我父亲和我娘以及各个姨太太都是这样称呼她们，就是她们自己的生母也不例外。也就由于他有“女儿为重”的思想，所以对女儿的管教，主要交给她们自己的妈妈负责，他是不大过问的。特别是二姐和我，他是最喜欢的两个爱女，所以就让我们和他同住居仁堂。当我俩已长到十四五岁的时候。有时遇着他高兴，还要把我俩抱在腿上。我父亲有时还给我们讲故事，有时故意把十几块或上百块银元先藏在他卧室里一个不大容易被发现的地方，然后叫我俩进房去找，谁找着了就赏给谁。一般是，我们找过几个地方后就能找到，也有“手到擒来”的时候；有时着着实实找了许久也没有找到，我们父亲就用各种说法或是暗示来启发我们，最后还是能够找到的。还有，在冬季里，每顿饭总有一个火锅子。我父亲在舀汤的时候，有时把勺里的余沥带进火锅，有时甚至把鼻涕也带进去了，因此我总是在他吃汤之前，先舀出一碗来单吃。我父亲看到这种情况，也知道我的用意何在，却丝毫不以为怪，只当没有这事似的。由以上这几件事来看，他对女儿们，特别是对二姐和我，与对男孩子的“严厉”管教，可以说截然不同，甚至是“娇纵”或是马虎了。
过年的繁文缛节
除夕的晚饭，也就是所谓的团圆饭，摆在居仁堂的楼下。由于全家大小人口过多，所以采取中菜西吃的办法。这个时候，我父亲也破例喝一些绍兴酒，并和大家随意谈笑，大家也同样随意吃喝笑乐，似乎是比上面所谈过的星期日晚饭那一顿要随便得多。吃过了团圆饭，接着大家便给我父亲和我娘辞岁，行的是叩拜大礼，次序是：姨太太们先行，兄弟们拜，姐妹们拜，嫂子们拜，侄儿侄女们拜，最后是男女佣人分成多起，一起一起的来拜。辞岁后抓彩，彩里有各种糕点和糖果，也有各种玩具和应时当令的春节用品。小孩子们抓到什么就拿走什么，因此，他们在这个时候是极其活跃和高兴的。我父亲平时不准家里人赌博，在抓彩以后，他却首先带着各个姨太太、二姐和我在一起推牌九。他总是500元一底，输完了事。如果实在输不完，他也听凭我和二姐俩一次一次地借端抢走，因此，历年的这场赌博，都是我俩成了最后的胜利者。我们家从除夕起既然由我父亲带头对赌博开了戒，那么各房的人们也就此来彼往地聚在一起赌博，特别是男女佣人们更是兴高彩烈地大赌起来，直到正月初五日才告终止。
我们家过年是这样的热闹、高兴，但是，有一年却在中南海福禄居东边的一个院落里，出现了一个与此完全相反的景象。那就是，大姐在出嫁以后，曾经回到中南海来过了一个年。按照我们家的“规矩”，她是不能和我们一道吃团圆饭的，同时还不准她看娘家的灯。据说，如果娘家的灯被她看了去，娘家那兴旺的气派便会衰落下去，因此把她所住的那个院子里的电线也剪断了。她是点着蜡烛过除夕的。在同一个中南海里，一边是灯火辉煌，一边是冷冷清清。这个忌讳是多么的不合理，但是我父亲却偏偏照办不疑。
除夕夜，我们家各个屋里都要点上守岁蜡烛，各个院里也都要烧上香，撒上芝麻秸。我父亲的卧房里，则要撒上很多“铜子”，他自己还往地上撒一些“洋钱”。一般人都知道，在院子里撒上芝麻秸，为的是谐着踩“岁”的音，取个“除旧”的吉利。至于我父亲在屋里撒上铜子、洋钱，那是不可能踩“碎”的，这种做法的用意何在，我们至今也弄不明白。
我们家从正月初一到初五不准扫地。据说是为了避免把“财气”扫出去。可是在这几天里，伺候我父亲的丫头仍在扫他卧房的地，只是不动那铜子、洋钱罢了。在除夕的晚上，我们家从我娘以下，所有女眷和女佣人，都要带上一朵绢制的石榴花，到了初一天刚亮的时候，就纷纷把这花扔到院子里去。这大概也是一种“除旧”的意思吧。
还有，在除夕的晚上，各房的小孩子和男女佣人们，都能得很多份压岁钱。这是我父亲、我娘、各个姨太太分别赏给的。
初一以前，我娘和各个姨太太，还有我们大一些的兄弟姐妹们，都预先查一查“皇历”，看一看这一天的喜神、财神在哪一方。在这一天早晨第一次出门的时候，或是要迎喜神，或是要迎财神，便对着那神所在的方向走出门去。但是门的方向又是固定的，因此，有时要斜侧着身体出门。我父亲每逢看到这个情景，总不由地哈哈大笑起来。初一那天。我们全家准于早6时集合在居仁堂的楼下，7时在院子里摆上供桌，陈列三牲，先行祭天，接着便到“祖先堂”祭祖。这以后，全家大小都再次集合到居仁堂给我父亲和我娘拜年。叩拜的次序完全和辞岁一样。在初五以前，我们全家只是自己的家里人在欢度春节，一般的亲友是不来拜年的。特别是亲友的女眷，就一定要过初五才能登门。当我父亲在彰德隐居的时候，每逢过年，住在项城老家的一些伯、叔、兄、弟们，在年前，一过腊月二十，就先后来到彰德了。至于姑太太们，虽是自已家里的人，要来也必须过了初五以后。
当时，黎元洪副总统的夫人、小姐以及各部总长的夫人等等，一过了初五，便先后到中南海给我父亲和我娘拜年。这个时候，我父亲总是让符殿青传京剧界的名艺人来唱堂会戏。我父亲虽然在天津和北京住了很多年，但是他却不很懂戏。请他点戏，他总是爱点闹剧中的“浣花溪”。我娘总爱点一出“四老爷打面缸”。我父亲恰好排行在四，又有着和戏中老爷相类似的癖好，这就很容易使人们发笑。听戏的时候，除了我娘，女眷们都在廊檐底下坐着。我父亲为了严“男女之防”，叫人在廊檐的外面挂上极细的珠帘子，因此听起戏来是非常气闷的。
内外交攻，气恼成病而死
我父亲很少患病，精神和体力一向很好。摄政王载沣在把他罢职的时候，说他“现患足疾，步行维艰”，命令他“回籍养疴”，这不过是除掉他的一种借口罢了。其实他腿上只有点轻微的风寒病，并不是真有不能走路的大毛病。他到了中南海以后，我们从来没有看到他病的不能下床，不能办公。府里虽有中西医生一共4个人当时府里的中医是刘大夫和我们本家的一位袁大叔，西医是王仲琴和一位黄大夫，我们都叫他们为医官。，但是我父亲从来不相信西医，也从不请中医给他诊脉开方。所以这几个医生只是给府里的人看看病，在我父亲那里，可以说是“无处用武”的。我父亲平时对于重要的文电，向来是亲自批阅的。他的记忆力相当强，办公会客也从来没有出现过倦容，应该说他的精力是够旺盛的。
上面已经谈过，1916年的元宵节，他正在吃元宵的时候，忽然六、八、九3个姨太太为了“妃”、“嫔”的名称和他面争，他长叹了一口气，说了一番话以后，便走向办公室去了。从这以后，他就吃不下东西去，觉得食量渐减，精神不振，慢慢地就恹恹成病。有的人说，他的病一定是气裹着食所致。其实，他的“洪宪称帝”遭到了国人的普遍反对。他在内外夹攻的情势下，精神上的压力是他致病的主要原因。所以，他虽是请了中医诊治，吃着中药，但这心病是药力所不及的。及至他看到大势已去，明令撤销帝制，原还想仍然保住总统职位，但是他当时已是处于四面楚歌、众叛亲离的境地。到最后，连他最信任的四川将军陈宦他是大哥的把兄弟。、湖南将军汤芗铭也先后通电宣布独立，这真是对他的沉重打击。他这时羞愤交加，又恨又怕，就再也支撑不住，以至身死。
他在有病以后，虽然吃着中药，却还是下楼办公或会客。直到旧历四月中旬以后，病势渐渐加重，才不再下楼，但他在楼上卧室，仍旧下床坐着看公文，有的时候还会见重要的来客。他病得最严重的时刻，不过四五天。就在这个时候，三嫂偷偷地割了股上的一块肉，熬成了一小碗汤，让我送给他喝。我父亲看到了碗内一块肉，一面问“是什么？”一面或者已经意识到那是有人在割股了，就连说：“不喝！不喝！”我无奈，只得把它端开去。有的人说，大哥曾在这时割过股，那一定是由于三嫂的割股而传错了的。
他致死的病症，是膀胱结石症，最初的症状是小便困难。这个时候，如果住院导尿或开刀，是不会有生命危险的，但他一向坚信中医，从不肯找西医来诊视。到了最后几天，不能吃，不能尿，尿毒慢慢地在全身蔓延开来。那时已经到了极其危险的时刻，但是他的神志始终清醒如常。家里的人看到他的病况严重，中医已经束手无策，但又不相信西医。这时候，大哥坚决主张改请西医。他人别无良策，就商经我父亲的同意，由大哥亲自请法国医生贝希叶来府诊治。贝希叶大夫说，这个病需要住院动手术取出结石，但是我父亲不肯到医院里去。根据当时的病情，到医院去也实有困难。于是就决定先行导尿，以解除当前的痛苦。我们看到，贝希叶大夫在我父亲的后脊梁扎了一针，接着便用了5个玻璃火罐在后腰部位往外导尿，但导出来的并不是尿，而是血水可能是夹杂着血的尿。。当时在场的人都很惊慌，可是我父亲并没有看到导出来的究竟是些什么。他呻吟了一声，似乎是很痛苦。到了黄昏他可能意识到自己的病情够危险的了，却又认为或者还不至于死，所以就叫人把段祺瑞和徐世昌找了来，把大总统印交给徐世昌，并且和他两人说：“总统应该是黎宋卿的。我就是好了，也准备回彰德啦。”从此以后，我父亲才渐渐地昏迷不醒。到了第二天，也就是旧历五月初六日公历6月6日。的早晨6时，就死去了，终年58岁。由于他始终是清醒的昏迷不醒的时间不到12个小时。，并且可能认为不会就死，所以既没有留下什么遗言，也没有对后事做任何安排。有的人说，大哥信任西医，二哥竭力反对，相持不决，以致不救。还有人说，我父亲死亡前数日，早已人事不醒。这些说法是不确实的。
在我父亲病情最严重的时刻，家里人很着急。二哥就埋怨大哥说：“全是你害得爸爸这样！”二哥的意思是，大哥为了想当“太子”，想做“嗣皇帝”，所以纠合了外边一班人搞假版《顺天时报》来蒙蔽我父亲，才使得他一败涂地，病势越来越重。其他的人认为二哥说得对，也都同声地埋怨大哥。偏偏贝希叶大夫又是大哥亲自请去的，偏偏我父亲就因为贝希叶大夫为他导尿，竟导出血来，以致从此一瞑不视，所以外边就有了大哥害死我父亲的谣传。大哥在政治上有野心是毋庸讳言的，但是要说我父亲的搞帝制，完全是受了假版《顺天时报》的影响，那也是很不全面的。大哥无论在威望、在实力方面，也都不能和我父亲相比。这是他必定能够估计到的情况。他当然明白，只有我父亲在世，他或者还有“父死子继”的希望帝制虽已失败，如果我父亲仍能保持住总统的职位，那么，在修正总统选举法里，是有着“总统继承人由现任总统推荐，传贤传子，全由现任总统决定”的规定。大哥对于这项规定，当然知道得很清楚。。如果我父亲死去，他又凭借什么爬上民国元首的宝座？所以说，这只是一种谣传罢了。
我父亲刚死，我娘就在旁边大哭起来。一边哭，一边数落着说：“你一辈子对不起我，弄了这么多姨太太，又养了这么多的孩子，你死了都丢给我，叫我怎么办哪！”哭了又说，说了又哭，弄得当时在场的人谁也不好说话。二哥看看局面很僵，就带领着姨太太们所生的弟弟、妹妹们跪在她的面前，要求她“赐”大家死，以免累赘了她。大哥一看局面这么僵，如果再继续闹下去，势必闹得不得下台，就出来一方面给弟弟、妹妹们赔礼说好话，另方面又劝我娘不要再闹，才算了事。可是五姨太太却在我父亲死后的当天晚上，趁着全家忙乱的时刻，叫佣人把我父亲的铁柜抬到了她的屋里，甚至连墙上挂的大钟也摘走了。这两桩事情使大家感到“树倒猢狲散”的局面，马上就要在我家里出现了。
接着，外间又有着我父亲是自杀身死的谣传，所以死后没有立刻入殓，暂时停放在居仁堂的楼下，等候着我五叔、六叔的到来。那时天气正热，虽然在尸体的周围摆上了很多冰块，身上还放了很多香菜，但还是不能阻止尸体臭味向外发散。正在我们兄弟姐妹依照“礼法”，跪在灵旁举哀，全家上下忙乱一团的时候，忽然一个丫头飞跑着来报：“三姨太太吃了东西了！”骤然间听到这个消息，大家自然是更加忙乱。幸亏待了不久，有人来说：“大夫来看过了，三姨太太吃的东西已经吐出来了。”大家这才把心放下。这件事情，很自然地加深了全家上下那“树倒猢狲散”的感觉。我母亲则因此留下了吐血的病根，后来终因吐血身死。
到了第二天，不但我父亲的尸体向外散发臭味，而且他的嘴角也流出了血。同时，他的肚子更膨胀起来他病得最严重的时刻，不过四五天。在这以前，始终没有断饮食。。直到我五叔、六叔先后从彰德、项城赶来，我父亲的尸体才入殓，这是他死后的第三天旧历五月初八日。。入殓的时候，穿的是祭天的礼服，头上是平天冠那上面有着日、月、星一类的装饰品，还有一串所谓“旒”的东西。，脚上是朱履，身上穿的是什么，现在已记不起来了。那年很热，他又是过了相当长的时间才入殓的，因此，除了他的尸体还在继续散发着臭味以外，他那原来就比较胖的躯体，到此时也就更加胖肿起来，因而死前刚刚做好的所谓“十二辰”的阴沉木棺材我父亲生前，有人送给他两块上好的阴沉板，木质极轻，香味极浓，在他病重时才加工做成。里竟放不进去。实在无法，只得把这个加工定做的棺材抬了回去，另换了一个普通的阴沉木棺材。入殓后，棺材抬到居仁堂正厅存放，布设了灵堂。我们家从我娘以次，各个姨太太以至我们子女们都半跪半坐地在灵旁两侧的草垫子上守灵。特别是子女们，到了晚间，还要留在灵旁，不准回房，因此，大家只好在草垫子上轮流休息，轮流守灵。就在这个时候，忽然传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说是段祺瑞要带兵围困总统府，杀死我们全家。大家一听非常惊慌。大哥、二哥赶紧去问个究竟。段祺瑞为了证明他绝无此意，就让他的太太张氏她是张芾的女儿。张芾死后，仅仅留下一妻一女，家境很贫寒。我父亲看到她们这种无依无靠的情形，就把她母女2人接到自己任上。当时，张的女儿正在吃奶。从这以后，她们就始终住在我们家里。我父亲和我娘还把这个女儿认做是自己的大女儿，后来我们也就把她叫做大姐。其后经我父亲介绍，嫁给了段祺瑞。在她过门之后，虽然她的母亲也跟了过去，但认我家为娘家，来往是极其密切的。她每次回到我们家，对我父亲和我娘，仍然是爸爸、娘的叫的很亲热，我们也把段祺瑞叫做姐夫。带着他们的儿女前来守灵，并且让他们住在府里，以示无他。段祺瑞本人也天天来看望和照料，只是不在府里住罢了。我们家里的人，由于这场虚惊，心中更是留下了暗淡不安的阴影。
归葬彰德
我父亲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曹汝霖、王揖唐、周自齐三人被派来承办大丧典礼，在怀仁堂左近设立了“恭办丧礼处”。另外，经国务会议议决，由政府指拨银币50万元，充作丧葬经费。其间，所有有关丧事的重大事项，都要由恭办丧礼处随时请示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以后才能办理。当时丧礼处实际办事的大总管是袁乃宽，和我们家里人往返联系的也是他。真正做具体工作的是郭葆昌、童杰童是当时总统府庶务司的人，以前的大典筹备处里也有他。。
在我父亲死后的十几天，我们家就会同恭办丧礼处把他灵柩从北京移往彰德，停放在洹上村的住宅内。我们全家也随着灵柩回到了彰德。按旧时代的一般习惯说来，我父亲死后在中南海停灵的时间是比较短的。这是由于当时政府的催促，还是由于受了段祺瑞要带兵杀死我们全家这一谣传的影响，现在已经记不清了。
当我父亲的灵柩还停在北京的时候，恭办丧礼处就已经派人到彰德查勘了墓地。接着，当时的政府又派了河南巡抚使田文烈经理墓地的建筑工作。最后决定墓址在离我们洹上村的住宅约有二里的太平庄，这已经是在灵柩移在彰德之后了。那时候，恭办丧礼处已经撤销，由田文烈主持的“董理墓地工程处”已经成立。原来由这个工程处计划招商修筑的坟墓，打算用混凝土修成一个类似城门洞样子的“穹室”，另外还要修上隧道、石门和石墙。修成后大约很像一个小型的地下宫殿。后来，由于当时的时局很不平静，我们家里人都主张死者“入土为安”，这才在原来勘定的墓址，先示个砖圹，然后于当年旧历八月二十四日安葬。安葬以后，仍然由这个工程处继续招商施工，一直到1918年6月方才完成。
墓地完工以后的情况，大致是这样：到了墓地，迎面首先看见的是很大的一座绿琉璃瓦顶的石碑楼，接着便是左右对称的石柱、石马、石虎、石狮、石人等。再走过一座碑亭，便是所谓“飨堂院”了。这个飧堂院，有大门、有围墙。墙里修建了七开间的飧堂，取名叫做景仁堂。景仁堂的两边还修建了东西配房。景仁堂内，除了供奉我父亲的“神位”以外，还陈列了我父亲生前惯用的家具器物，其中从硬木的书桌、书柜、办公椅、一直到硬木的西式床、洗脸台、小便柜等等，无一不备，甚至于连托盘、醋酱碟，都一一陈列齐全了。过了景仁堂，再经过一道铁门，便是我父亲的灵墓。上面已经谈过，在安葬的时候，由于时间过于紧迫，不能按原定的计划修筑，只是造成一个砖圹。后来，大家认为砖圹既不能持久，也不甚安全，这才决定在这砖圹的外面，加修一层洋灰钢筋的套墙。在地面上还修了一座三层的墓台。记得第一层的尺寸是：南北长28丈，东西长25丈5尺，高9尺。这个墓台规模之大，由此可以想见。
我父亲的墓地，一共占地将近140亩。墓园之中，除了上述这些建筑以外，墓地四周还种植了很多松、柏、梅、槐，其中的一部分，是由我们家移种的。按照河南的旧俗，凡是树木苍郁的地方，都可以叫做林。因此，他的墓地也由政府明令规定叫做袁公林。袁公林设有一个管理员，由我们家推荐委任。管理员以下，还雇用了司事、打扫夫、夫头等十几个人。另外，还典了祭田10顷，就用这些祭田的收入充作日常费用。为了监督收支款项，并且为了更好地保护这个袁公林，还成立了个袁公林董理社。每年推出几个人轮流值年，主持和管理袁公林的各项事务。
我父亲的丧葬费用，原是当时由政府拨款50万元来承办一切的。在北京办丧事用了将近9万元，其后的移灵，以后的墓地建筑和典置祭田等项，还需用50万元左右。核计收支，相差很多，所以我父亲生前的旧属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等8人联名发出公启，请求当时的内外要人解囊相助。从当时的大总统起，总理、各部总长、各省督军，还有护军使，、镇守使、师长等等都有捐赠。他们捐款的数目，绝大多数是1万元，最少的是2000元，总计共收到捐款25万余元，这才算结束了我父亲的丧事和葬礼。
树倒猢狲散
我们家里的人在我父亲安葬后不久就分家了。大哥克定，因系嫡出长子，独分40万元，其余庶出的儿子，每人各分12万元。他们所分的钱数，除了现金以外，还有折合银元数字的股票包括开滦煤矿、启新洋灰公司、自来水公司等股票。在内。我约略记得，他们弟兄每人还分得10条金子，这是否也包括上述的钱数以内，因事隔多年，已记不甚清了。女儿们每人只给嫁妆费8000元。我娘和各个姨太太都不另分钱，各随她们所生的儿子一同过活。当分家的时候，我父亲生前的贵重衣物，大部分都没有了。上面曾经谈过，五姨太太在我父亲死后的当天晚上，曾偷偷地叫人把我父亲的铁柜抬到她的屋里去。我父亲在世的时候，生活上的一切，后来都由她一手经管，是否还有类似偷走铁柜的其他情况，那是可想而知的。所以在分家的时候，按着房头，每房分了一只皮箱，箱内只盛半箱衣服，那还都是我父亲生前穿过的。每个箱子里都放有一件皮衣，有的是皮袍，有的是皮斗篷。我母亲分得的那一件，却是极其陈旧的了。
我父亲生前所置的房产，向来是由袁乃宽负责管理的。据袁乃宽说，只有北京、天津房产各几处。北京城内，计有锡拉胡同两所，炒豆胡同一所。北京郊区，有海淀挂甲屯房产一所。在天津，计有英租界小白楼“矿务局”一个大楼，这是我父亲东山再起的时候，我们由彰德搬到天津所住的那个地方。还有河北地纬路房产一所，便是二哥后来在津所住过的那一处。这些房产，是他弟兄在以后才分的。至于到底是怎样个分法，我们姐妹们谁也没有过问了。袁乃宽所说的房产情况，大家认为这与实际情况相差甚远。但是，管房产的人既没有这么说，我父亲又没有留下什么遗嘱，最后只得罢休。我父亲还在彰德置有地产，是派由徐天成管理的，这些地产是怎样分的，现在也记不清楚了。
分家以后，这就到了真正“树倒猢狲散”的时候了。过了不久，大、二、三、五、六、八6个姨太太先后带了自已的子女搬往天津居住。我娘在彰德住了两年多，后来也移住天津。九姨太太先还住在彰德，最后也搬到北京去住了。 ↑返回顶部↑
我父亲对于女儿的管教，是比较马虎的。这是由于他认为女儿到头来总是人家的人，在父母面前的日子不多，所以他是有着“女儿为重”的思想的。这一思想，也表现在他对儿女们的称呼上。例如，大哥克定的小名叫做“小记儿”，二哥克文的小名叫做“招儿”，就是在他们结婚以后，我父亲和我娘于氏也还是叫他们小名的。至于女儿，我父亲却从不许叫她们的小名。小的姐妹们叫老几、小几，如老十二、小十三，年纪大些的则称为姑娘，如二姑娘、三姑娘。无论我父亲和我娘以及各个姨太太都是这样称呼她们，就是她们自己的生母也不例外。也就由于他有“女儿为重”的思想，所以对女儿的管教，主要交给她们自己的妈妈负责，他是不大过问的。特别是二姐和我，他是最喜欢的两个爱女，所以就让我们和他同住居仁堂。当我俩已长到十四五岁的时候。有时遇着他高兴，还要把我俩抱在腿上。我父亲有时还给我们讲故事，有时故意把十几块或上百块银元先藏在他卧室里一个不大容易被发现的地方，然后叫我俩进房去找，谁找着了就赏给谁。一般是，我们找过几个地方后就能找到，也有“手到擒来”的时候；有时着着实实找了许久也没有找到，我们父亲就用各种说法或是暗示来启发我们，最后还是能够找到的。还有，在冬季里，每顿饭总有一个火锅子。我父亲在舀汤的时候，有时把勺里的余沥带进火锅，有时甚至把鼻涕也带进去了，因此我总是在他吃汤之前，先舀出一碗来单吃。我父亲看到这种情况，也知道我的用意何在，却丝毫不以为怪，只当没有这事似的。由以上这几件事来看，他对女儿们，特别是对二姐和我，与对男孩子的“严厉”管教，可以说截然不同，甚至是“娇纵”或是马虎了。
过年的繁文缛节
除夕的晚饭，也就是所谓的团圆饭，摆在居仁堂的楼下。由于全家大小人口过多，所以采取中菜西吃的办法。这个时候，我父亲也破例喝一些绍兴酒，并和大家随意谈笑，大家也同样随意吃喝笑乐，似乎是比上面所谈过的星期日晚饭那一顿要随便得多。吃过了团圆饭，接着大家便给我父亲和我娘辞岁，行的是叩拜大礼，次序是：姨太太们先行，兄弟们拜，姐妹们拜，嫂子们拜，侄儿侄女们拜，最后是男女佣人分成多起，一起一起的来拜。辞岁后抓彩，彩里有各种糕点和糖果，也有各种玩具和应时当令的春节用品。小孩子们抓到什么就拿走什么，因此，他们在这个时候是极其活跃和高兴的。我父亲平时不准家里人赌博，在抓彩以后，他却首先带着各个姨太太、二姐和我在一起推牌九。他总是500元一底，输完了事。如果实在输不完，他也听凭我和二姐俩一次一次地借端抢走，因此，历年的这场赌博，都是我俩成了最后的胜利者。我们家从除夕起既然由我父亲带头对赌博开了戒，那么各房的人们也就此来彼往地聚在一起赌博，特别是男女佣人们更是兴高彩烈地大赌起来，直到正月初五日才告终止。
我们家过年是这样的热闹、高兴，但是，有一年却在中南海福禄居东边的一个院落里，出现了一个与此完全相反的景象。那就是，大姐在出嫁以后，曾经回到中南海来过了一个年。按照我们家的“规矩”，她是不能和我们一道吃团圆饭的，同时还不准她看娘家的灯。据说，如果娘家的灯被她看了去，娘家那兴旺的气派便会衰落下去，因此把她所住的那个院子里的电线也剪断了。她是点着蜡烛过除夕的。在同一个中南海里，一边是灯火辉煌，一边是冷冷清清。这个忌讳是多么的不合理，但是我父亲却偏偏照办不疑。
除夕夜，我们家各个屋里都要点上守岁蜡烛，各个院里也都要烧上香，撒上芝麻秸。我父亲的卧房里，则要撒上很多“铜子”，他自己还往地上撒一些“洋钱”。一般人都知道，在院子里撒上芝麻秸，为的是谐着踩“岁”的音，取个“除旧”的吉利。至于我父亲在屋里撒上铜子、洋钱，那是不可能踩“碎”的，这种做法的用意何在，我们至今也弄不明白。
我们家从正月初一到初五不准扫地。据说是为了避免把“财气”扫出去。可是在这几天里，伺候我父亲的丫头仍在扫他卧房的地，只是不动那铜子、洋钱罢了。在除夕的晚上，我们家从我娘以下，所有女眷和女佣人，都要带上一朵绢制的石榴花，到了初一天刚亮的时候，就纷纷把这花扔到院子里去。这大概也是一种“除旧”的意思吧。
还有，在除夕的晚上，各房的小孩子和男女佣人们，都能得很多份压岁钱。这是我父亲、我娘、各个姨太太分别赏给的。
初一以前，我娘和各个姨太太，还有我们大一些的兄弟姐妹们，都预先查一查“皇历”，看一看这一天的喜神、财神在哪一方。在这一天早晨第一次出门的时候，或是要迎喜神，或是要迎财神，便对着那神所在的方向走出门去。但是门的方向又是固定的，因此，有时要斜侧着身体出门。我父亲每逢看到这个情景，总不由地哈哈大笑起来。初一那天。我们全家准于早6时集合在居仁堂的楼下，7时在院子里摆上供桌，陈列三牲，先行祭天，接着便到“祖先堂”祭祖。这以后，全家大小都再次集合到居仁堂给我父亲和我娘拜年。叩拜的次序完全和辞岁一样。在初五以前，我们全家只是自己的家里人在欢度春节，一般的亲友是不来拜年的。特别是亲友的女眷，就一定要过初五才能登门。当我父亲在彰德隐居的时候，每逢过年，住在项城老家的一些伯、叔、兄、弟们，在年前，一过腊月二十，就先后来到彰德了。至于姑太太们，虽是自已家里的人，要来也必须过了初五以后。
当时，黎元洪副总统的夫人、小姐以及各部总长的夫人等等，一过了初五，便先后到中南海给我父亲和我娘拜年。这个时候，我父亲总是让符殿青传京剧界的名艺人来唱堂会戏。我父亲虽然在天津和北京住了很多年，但是他却不很懂戏。请他点戏，他总是爱点闹剧中的“浣花溪”。我娘总爱点一出“四老爷打面缸”。我父亲恰好排行在四，又有着和戏中老爷相类似的癖好，这就很容易使人们发笑。听戏的时候，除了我娘，女眷们都在廊檐底下坐着。我父亲为了严“男女之防”，叫人在廊檐的外面挂上极细的珠帘子，因此听起戏来是非常气闷的。
内外交攻，气恼成病而死
我父亲很少患病，精神和体力一向很好。摄政王载沣在把他罢职的时候，说他“现患足疾，步行维艰”，命令他“回籍养疴”，这不过是除掉他的一种借口罢了。其实他腿上只有点轻微的风寒病，并不是真有不能走路的大毛病。他到了中南海以后，我们从来没有看到他病的不能下床，不能办公。府里虽有中西医生一共4个人当时府里的中医是刘大夫和我们本家的一位袁大叔，西医是王仲琴和一位黄大夫，我们都叫他们为医官。，但是我父亲从来不相信西医，也从不请中医给他诊脉开方。所以这几个医生只是给府里的人看看病，在我父亲那里，可以说是“无处用武”的。我父亲平时对于重要的文电，向来是亲自批阅的。他的记忆力相当强，办公会客也从来没有出现过倦容，应该说他的精力是够旺盛的。
上面已经谈过，1916年的元宵节，他正在吃元宵的时候，忽然六、八、九3个姨太太为了“妃”、“嫔”的名称和他面争，他长叹了一口气，说了一番话以后，便走向办公室去了。从这以后，他就吃不下东西去，觉得食量渐减，精神不振，慢慢地就恹恹成病。有的人说，他的病一定是气裹着食所致。其实，他的“洪宪称帝”遭到了国人的普遍反对。他在内外夹攻的情势下，精神上的压力是他致病的主要原因。所以，他虽是请了中医诊治，吃着中药，但这心病是药力所不及的。及至他看到大势已去，明令撤销帝制，原还想仍然保住总统职位，但是他当时已是处于四面楚歌、众叛亲离的境地。到最后，连他最信任的四川将军陈宦他是大哥的把兄弟。、湖南将军汤芗铭也先后通电宣布独立，这真是对他的沉重打击。他这时羞愤交加，又恨又怕，就再也支撑不住，以至身死。
他在有病以后，虽然吃着中药，却还是下楼办公或会客。直到旧历四月中旬以后，病势渐渐加重，才不再下楼，但他在楼上卧室，仍旧下床坐着看公文，有的时候还会见重要的来客。他病得最严重的时刻，不过四五天。就在这个时候，三嫂偷偷地割了股上的一块肉，熬成了一小碗汤，让我送给他喝。我父亲看到了碗内一块肉，一面问“是什么？”一面或者已经意识到那是有人在割股了，就连说：“不喝！不喝！”我无奈，只得把它端开去。有的人说，大哥曾在这时割过股，那一定是由于三嫂的割股而传错了的。
他致死的病症，是膀胱结石症，最初的症状是小便困难。这个时候，如果住院导尿或开刀，是不会有生命危险的，但他一向坚信中医，从不肯找西医来诊视。到了最后几天，不能吃，不能尿，尿毒慢慢地在全身蔓延开来。那时已经到了极其危险的时刻，但是他的神志始终清醒如常。家里的人看到他的病况严重，中医已经束手无策，但又不相信西医。这时候，大哥坚决主张改请西医。他人别无良策，就商经我父亲的同意，由大哥亲自请法国医生贝希叶来府诊治。贝希叶大夫说，这个病需要住院动手术取出结石，但是我父亲不肯到医院里去。根据当时的病情，到医院去也实有困难。于是就决定先行导尿，以解除当前的痛苦。我们看到，贝希叶大夫在我父亲的后脊梁扎了一针，接着便用了5个玻璃火罐在后腰部位往外导尿，但导出来的并不是尿，而是血水可能是夹杂着血的尿。。当时在场的人都很惊慌，可是我父亲并没有看到导出来的究竟是些什么。他呻吟了一声，似乎是很痛苦。到了黄昏他可能意识到自己的病情够危险的了，却又认为或者还不至于死，所以就叫人把段祺瑞和徐世昌找了来，把大总统印交给徐世昌，并且和他两人说：“总统应该是黎宋卿的。我就是好了，也准备回彰德啦。”从此以后，我父亲才渐渐地昏迷不醒。到了第二天，也就是旧历五月初六日公历6月6日。的早晨6时，就死去了，终年58岁。由于他始终是清醒的昏迷不醒的时间不到12个小时。，并且可能认为不会就死，所以既没有留下什么遗言，也没有对后事做任何安排。有的人说，大哥信任西医，二哥竭力反对，相持不决，以致不救。还有人说，我父亲死亡前数日，早已人事不醒。这些说法是不确实的。
在我父亲病情最严重的时刻，家里人很着急。二哥就埋怨大哥说：“全是你害得爸爸这样！”二哥的意思是，大哥为了想当“太子”，想做“嗣皇帝”，所以纠合了外边一班人搞假版《顺天时报》来蒙蔽我父亲，才使得他一败涂地，病势越来越重。其他的人认为二哥说得对，也都同声地埋怨大哥。偏偏贝希叶大夫又是大哥亲自请去的，偏偏我父亲就因为贝希叶大夫为他导尿，竟导出血来，以致从此一瞑不视，所以外边就有了大哥害死我父亲的谣传。大哥在政治上有野心是毋庸讳言的，但是要说我父亲的搞帝制，完全是受了假版《顺天时报》的影响，那也是很不全面的。大哥无论在威望、在实力方面，也都不能和我父亲相比。这是他必定能够估计到的情况。他当然明白，只有我父亲在世，他或者还有“父死子继”的希望帝制虽已失败，如果我父亲仍能保持住总统的职位，那么，在修正总统选举法里，是有着“总统继承人由现任总统推荐，传贤传子，全由现任总统决定”的规定。大哥对于这项规定，当然知道得很清楚。。如果我父亲死去，他又凭借什么爬上民国元首的宝座？所以说，这只是一种谣传罢了。
我父亲刚死，我娘就在旁边大哭起来。一边哭，一边数落着说：“你一辈子对不起我，弄了这么多姨太太，又养了这么多的孩子，你死了都丢给我，叫我怎么办哪！”哭了又说，说了又哭，弄得当时在场的人谁也不好说话。二哥看看局面很僵，就带领着姨太太们所生的弟弟、妹妹们跪在她的面前，要求她“赐”大家死，以免累赘了她。大哥一看局面这么僵，如果再继续闹下去，势必闹得不得下台，就出来一方面给弟弟、妹妹们赔礼说好话，另方面又劝我娘不要再闹，才算了事。可是五姨太太却在我父亲死后的当天晚上，趁着全家忙乱的时刻，叫佣人把我父亲的铁柜抬到了她的屋里，甚至连墙上挂的大钟也摘走了。这两桩事情使大家感到“树倒猢狲散”的局面，马上就要在我家里出现了。
接着，外间又有着我父亲是自杀身死的谣传，所以死后没有立刻入殓，暂时停放在居仁堂的楼下，等候着我五叔、六叔的到来。那时天气正热，虽然在尸体的周围摆上了很多冰块，身上还放了很多香菜，但还是不能阻止尸体臭味向外发散。正在我们兄弟姐妹依照“礼法”，跪在灵旁举哀，全家上下忙乱一团的时候，忽然一个丫头飞跑着来报：“三姨太太吃了东西了！”骤然间听到这个消息，大家自然是更加忙乱。幸亏待了不久，有人来说：“大夫来看过了，三姨太太吃的东西已经吐出来了。”大家这才把心放下。这件事情，很自然地加深了全家上下那“树倒猢狲散”的感觉。我母亲则因此留下了吐血的病根，后来终因吐血身死。
到了第二天，不但我父亲的尸体向外散发臭味，而且他的嘴角也流出了血。同时，他的肚子更膨胀起来他病得最严重的时刻，不过四五天。在这以前，始终没有断饮食。。直到我五叔、六叔先后从彰德、项城赶来，我父亲的尸体才入殓，这是他死后的第三天旧历五月初八日。。入殓的时候，穿的是祭天的礼服，头上是平天冠那上面有着日、月、星一类的装饰品，还有一串所谓“旒”的东西。，脚上是朱履，身上穿的是什么，现在已记不起来了。那年很热，他又是过了相当长的时间才入殓的，因此，除了他的尸体还在继续散发着臭味以外，他那原来就比较胖的躯体，到此时也就更加胖肿起来，因而死前刚刚做好的所谓“十二辰”的阴沉木棺材我父亲生前，有人送给他两块上好的阴沉板，木质极轻，香味极浓，在他病重时才加工做成。里竟放不进去。实在无法，只得把这个加工定做的棺材抬了回去，另换了一个普通的阴沉木棺材。入殓后，棺材抬到居仁堂正厅存放，布设了灵堂。我们家从我娘以次，各个姨太太以至我们子女们都半跪半坐地在灵旁两侧的草垫子上守灵。特别是子女们，到了晚间，还要留在灵旁，不准回房，因此，大家只好在草垫子上轮流休息，轮流守灵。就在这个时候，忽然传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说是段祺瑞要带兵围困总统府，杀死我们全家。大家一听非常惊慌。大哥、二哥赶紧去问个究竟。段祺瑞为了证明他绝无此意，就让他的太太张氏她是张芾的女儿。张芾死后，仅仅留下一妻一女，家境很贫寒。我父亲看到她们这种无依无靠的情形，就把她母女2人接到自己任上。当时，张的女儿正在吃奶。从这以后，她们就始终住在我们家里。我父亲和我娘还把这个女儿认做是自己的大女儿，后来我们也就把她叫做大姐。其后经我父亲介绍，嫁给了段祺瑞。在她过门之后，虽然她的母亲也跟了过去，但认我家为娘家，来往是极其密切的。她每次回到我们家，对我父亲和我娘，仍然是爸爸、娘的叫的很亲热，我们也把段祺瑞叫做姐夫。带着他们的儿女前来守灵，并且让他们住在府里，以示无他。段祺瑞本人也天天来看望和照料，只是不在府里住罢了。我们家里的人，由于这场虚惊，心中更是留下了暗淡不安的阴影。
归葬彰德
我父亲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曹汝霖、王揖唐、周自齐三人被派来承办大丧典礼，在怀仁堂左近设立了“恭办丧礼处”。另外，经国务会议议决，由政府指拨银币50万元，充作丧葬经费。其间，所有有关丧事的重大事项，都要由恭办丧礼处随时请示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以后才能办理。当时丧礼处实际办事的大总管是袁乃宽，和我们家里人往返联系的也是他。真正做具体工作的是郭葆昌、童杰童是当时总统府庶务司的人，以前的大典筹备处里也有他。。
在我父亲死后的十几天，我们家就会同恭办丧礼处把他灵柩从北京移往彰德，停放在洹上村的住宅内。我们全家也随着灵柩回到了彰德。按旧时代的一般习惯说来，我父亲死后在中南海停灵的时间是比较短的。这是由于当时政府的催促，还是由于受了段祺瑞要带兵杀死我们全家这一谣传的影响，现在已经记不清了。
当我父亲的灵柩还停在北京的时候，恭办丧礼处就已经派人到彰德查勘了墓地。接着，当时的政府又派了河南巡抚使田文烈经理墓地的建筑工作。最后决定墓址在离我们洹上村的住宅约有二里的太平庄，这已经是在灵柩移在彰德之后了。那时候，恭办丧礼处已经撤销，由田文烈主持的“董理墓地工程处”已经成立。原来由这个工程处计划招商修筑的坟墓，打算用混凝土修成一个类似城门洞样子的“穹室”，另外还要修上隧道、石门和石墙。修成后大约很像一个小型的地下宫殿。后来，由于当时的时局很不平静，我们家里人都主张死者“入土为安”，这才在原来勘定的墓址，先示个砖圹，然后于当年旧历八月二十四日安葬。安葬以后，仍然由这个工程处继续招商施工，一直到1918年6月方才完成。
墓地完工以后的情况，大致是这样：到了墓地，迎面首先看见的是很大的一座绿琉璃瓦顶的石碑楼，接着便是左右对称的石柱、石马、石虎、石狮、石人等。再走过一座碑亭，便是所谓“飨堂院”了。这个飧堂院，有大门、有围墙。墙里修建了七开间的飧堂，取名叫做景仁堂。景仁堂的两边还修建了东西配房。景仁堂内，除了供奉我父亲的“神位”以外，还陈列了我父亲生前惯用的家具器物，其中从硬木的书桌、书柜、办公椅、一直到硬木的西式床、洗脸台、小便柜等等，无一不备，甚至于连托盘、醋酱碟，都一一陈列齐全了。过了景仁堂，再经过一道铁门，便是我父亲的灵墓。上面已经谈过，在安葬的时候，由于时间过于紧迫，不能按原定的计划修筑，只是造成一个砖圹。后来，大家认为砖圹既不能持久，也不甚安全，这才决定在这砖圹的外面，加修一层洋灰钢筋的套墙。在地面上还修了一座三层的墓台。记得第一层的尺寸是：南北长28丈，东西长25丈5尺，高9尺。这个墓台规模之大，由此可以想见。
我父亲的墓地，一共占地将近140亩。墓园之中，除了上述这些建筑以外，墓地四周还种植了很多松、柏、梅、槐，其中的一部分，是由我们家移种的。按照河南的旧俗，凡是树木苍郁的地方，都可以叫做林。因此，他的墓地也由政府明令规定叫做袁公林。袁公林设有一个管理员，由我们家推荐委任。管理员以下，还雇用了司事、打扫夫、夫头等十几个人。另外，还典了祭田10顷，就用这些祭田的收入充作日常费用。为了监督收支款项，并且为了更好地保护这个袁公林，还成立了个袁公林董理社。每年推出几个人轮流值年，主持和管理袁公林的各项事务。
我父亲的丧葬费用，原是当时由政府拨款50万元来承办一切的。在北京办丧事用了将近9万元，其后的移灵，以后的墓地建筑和典置祭田等项，还需用50万元左右。核计收支，相差很多，所以我父亲生前的旧属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等8人联名发出公启，请求当时的内外要人解囊相助。从当时的大总统起，总理、各部总长、各省督军，还有护军使，、镇守使、师长等等都有捐赠。他们捐款的数目，绝大多数是1万元，最少的是2000元，总计共收到捐款25万余元，这才算结束了我父亲的丧事和葬礼。
树倒猢狲散
我们家里的人在我父亲安葬后不久就分家了。大哥克定，因系嫡出长子，独分40万元，其余庶出的儿子，每人各分12万元。他们所分的钱数，除了现金以外，还有折合银元数字的股票包括开滦煤矿、启新洋灰公司、自来水公司等股票。在内。我约略记得，他们弟兄每人还分得10条金子，这是否也包括上述的钱数以内，因事隔多年，已记不甚清了。女儿们每人只给嫁妆费8000元。我娘和各个姨太太都不另分钱，各随她们所生的儿子一同过活。当分家的时候，我父亲生前的贵重衣物，大部分都没有了。上面曾经谈过，五姨太太在我父亲死后的当天晚上，曾偷偷地叫人把我父亲的铁柜抬到她的屋里去。我父亲在世的时候，生活上的一切，后来都由她一手经管，是否还有类似偷走铁柜的其他情况，那是可想而知的。所以在分家的时候，按着房头，每房分了一只皮箱，箱内只盛半箱衣服，那还都是我父亲生前穿过的。每个箱子里都放有一件皮衣，有的是皮袍，有的是皮斗篷。我母亲分得的那一件，却是极其陈旧的了。
我父亲生前所置的房产，向来是由袁乃宽负责管理的。据袁乃宽说，只有北京、天津房产各几处。北京城内，计有锡拉胡同两所，炒豆胡同一所。北京郊区，有海淀挂甲屯房产一所。在天津，计有英租界小白楼“矿务局”一个大楼，这是我父亲东山再起的时候，我们由彰德搬到天津所住的那个地方。还有河北地纬路房产一所，便是二哥后来在津所住过的那一处。这些房产，是他弟兄在以后才分的。至于到底是怎样个分法，我们姐妹们谁也没有过问了。袁乃宽所说的房产情况，大家认为这与实际情况相差甚远。但是，管房产的人既没有这么说，我父亲又没有留下什么遗嘱，最后只得罢休。我父亲还在彰德置有地产，是派由徐天成管理的，这些地产是怎样分的，现在也记不清楚了。
分家以后，这就到了真正“树倒猢狲散”的时候了。过了不久，大、二、三、五、六、八6个姨太太先后带了自已的子女搬往天津居住。我娘在彰德住了两年多，后来也移住天津。九姨太太先还住在彰德，最后也搬到北京去住了。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