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3 / 4）
也不知过了多久，迷迷糊糊地醒来，眼前漆黑一团，四周鸦雀无声，有约一分钟时间，竟不知自己身在何方。待回忆起昏迷前的遭遇，我心里掠过强烈的恐惧——我被人拘禁了。想挣扎着站起来，才发现双手、双腿都被捆绑得结结实实。我在哪里？是谁绑住了我？他要干什么？我张开嘴大喊大叫，才发现声音已经嘶哑得连自己都分辨不出，嗡嗡的回声在耳郭里回响，扑簌簌的灰尘飞进嘴里。完了，我被丢弃在黑暗的空间里，一动不能动，凶手不必亲自动手杀我，只要置我于不顾，不出三天，我就会不为人知地死去。
不知是害怕还是后悔，两行咸涩的泪水滑落脸颊。我能感受到那冰凉的温度，浑身不由自主地颤若筛糠。
很长时间后，我渐渐平静下来，头脑开始恢复思考的能力，眼睛也适应了黑暗。我原来半倚半靠地坐在一个墙角里，身前堆着几个纸箱，把我严严实实地遮挡住。其中有一只纸箱上印着我熟悉的花纹。原来我就被囚禁在钱学礼家的储物间里。在这废弃的房屋里，会有人发现我吗？我还能生还吗？
我又想起昏迷前听到的那粗重的呼吸和急促的脚步声，以及脖子上遭受的那重重一击，原来一直都有人在跟踪我。他是谁？他还在房间里吗？想到黑暗中可能有另一个人在监视我，随时可以对我下毒手，我就不寒而栗。对了，日记，那四本日记，我费力地用被捆绑的双手在身边摸索，昏迷前就握在手中的那个牛皮纸袋早已不见踪影，我上衣口袋里的手机也不在了。那人一定是为了那四本日记来的，他会不会就是陈广？以他的冷酷残忍的个性，为了掩盖罪证，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如果是陈广做的，我生还的可能性就几乎等于零。不过，他为什么不索性杀了我？他杀过那么多人，也不在乎多我一个。我忽然想起苏南和林美娟惨死的模样，心就像跌落万丈悬崖的石头，向深渊里直坠下去。难道他想千刀万剐地处死我？可是，他对我哪来的深仇大恨？他杀害苏南和林美娟之前，是否也曾把他们拘禁，等到雨夜时才动手加害？许多人都有凡事往最坏处想的弱点，我也是这样，于是越想越心惊胆寒，在无边的黑暗中，我瑟缩成一团。
饥饿、干渴、恐惧、悲凉、绝望……我在这样复杂的情绪里饱受煎熬，每一分钟都漫长得像是一年。我甚至开始责怪凶手为什么不索性趁我昏迷时把我杀死，一死百了，胜过这种无边的折磨，在绝望中等待死亡来临。
13.死亡等待
2001年8月25日。多云转晴。
钱家老宅。
就在我东奔西走试图查清陈广底细的同时，重案队又接到一个匿名电话，又是指名道姓要和沈恕对话。虽然来电号码显示与上次不同，但沈恕凭其说话语气和用词，断定他与上次打匿名电话的是同一人。沈恕甚至认为，这个人就是死硬不肯开口的陶英，可是他无法逼迫陶英承认，而且他也不知道陶英究竟掌握多少内情。
电话里的声音尖锐刺耳又模糊不清，不过可以判断对方的内心很恐惧，情绪很不稳定，因为他说话时断时续，又带着浓重的哭腔。这更让沈恕坚定了他的判断，对方就是受到苏南和林美娟惨死照片刺激的陶英，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有对抗死亡威胁的强悍神经。对方一直在电话里哭诉，沈恕试图捕捉他言语中有价值的蛛丝马迹，却无论如何也不得要领。这时已经通过电话号码锁定了这台公用电话的位置，并请当地派出所派警员火速赶往现场。
但对方虽然失态，头脑却还很清醒，时间把握得非常准确，哭诉了两三分钟后就准备挂断电话。沈恕眼见无法掌控对方情绪，索性直截了当地点出他的名字：“你是陶英？”
对方沉寂了几秒钟，又含混不清地说：“不，我不是，等……等到必要的时候，我会告诉你……我是谁。”
“凶手是谁？和警方配合，就是保全你自己。”沈恕担心他随时挂断电话，每句话都直奔命门。
对方又沉默一会儿，突然泣不成声，断断续续地说：“我不知道，我怎么……可能知道？我想，一定和那件事有关，可是，那件事这样隐蔽，除了我们……怎么可能有别人知道？”电话在痛苦凄怨的哭声里中断，传出滴滴答答的电流声。
派出所民警赶到公用电话所在地时，见话筒悬垂在电话线上，有节奏地在半空摇晃，话机前已空无一人。
沈恕手持话筒，呆呆出神。苏南、林美娟、“陶英”都卷进了一件事里，这件事严重到给他们惹来杀身之祸。他凭直觉判断，打匿名电话的无论是不是陶英，都的确不知道凶手是谁，也就是说，他们做的这件事并没有一目了然的仇家。三个人的生活没有任何交集，唯一的共性是年龄接近，都是工农兵大学生，难道这件事发生在他们的读书时代？一条遥远而漫长的导火索在多年后点燃，究竟埋藏着怎样的刻骨仇恨？
这是下午4点左右，我正与陈广在小王庄查案，距他们发觉我失踪还差八个小时。
感谢我老爸。我在《让死者闭眼》这本书里交代过，我老爸曾担任公安研究所的所长，临退休前，正是我大学毕业寻找工作的时机，在公安局和检察院之间摇摆不定，他又代我做决定，选择了公安局科技处。老爸做了大半辈子公安工作，警觉性很高，我虽然独居，他每晚都会查我的岗。当晚10点，我家里电话没人接听，手机也打不通，他就有些发毛，又向科技处核实过我夜里没有出勤任务，索性直接把电话打到陈广家里要人。
“二十出头的女孩家，夜里出去玩一玩，你慌什么？”陈广先和他打哈哈。
老爸不和他缠夹不清，硬邦邦地说：“我的孩子我了解，她知道我每晚电话查岗，不管去哪里从来都先打招呼。她是你处里的人，又是你带的，我就找你要人。”
陈广拗不过我老爸，答应帮忙找一找。
结果科技处上下问个遍，也没人知道我去了哪里，陈广又把电话打进重案队。沈恕就住在与重案队一墙之隔的公安单身宿舍，听到汇报后第一个反应是“坏了，出事了”，他迅速做出应急措施，组织人查询我的下落。
按说一名同事晚上10点没回到家，无论如何也算不上大事，连辖区派出所都不会出头查找，重案队更没必要大动干戈，万一我只是因私事外出，沈恕的动作不大不小也是个指挥错误。他为什么当即作出这样激烈的反应？又为什么能迅速有效地组织查找行动？我事后分析，只因他早已在关注我的行踪，说不定他暗中已经给陈广上了侦查手段，所以最后我们殊途同归，想到了一处。不过这只是我的猜测，潔沈恕说什么也不会承认，他不想说的事，就算大刑伺候，也不能让他吐出半个字。
重案队只用了半个小时，就目标精准地找到钱学礼。夜里11点35分，我获救。
虽然只被囚禁了四五个小时，我却像经历了漫长的生死轮回，那无边的黑暗、绝望的处境，在我心中留下浓重而深远的阴影。迄今为止，我仍然害怕在黑暗中独处，否则我的心跳就会加剧，浑身发冷、出虚汗，濒临虚脱。这种症状在心理学上称为创伤后压力症候群，受伤易而疗伤难。
沈恕、于银宝、马文超及辖区派出所警员等一行十来人冲进钱家老屋，由于不确定凶手是否还隐藏在室内，更不知道要面对什么危险，每个人都神经绷紧、手枪上膛，摸索着搜寻。他们不开口出声，我在黑暗中只听见轻微却杂乱的脚步声，不知是友是敌，已经濒临崩溃的神经再受不得一点刺激，几乎要哭出声来。
好在沈恕没有一直闷着头瞎找，终于开口说话：“淑心，你在这里吗？”虽然声音很轻，但对于我来说却像振聋发聩般响亮，忽然之间，我泪流满面，那感觉应该像被判死刑的人，在刑场上面对黑洞洞的枪口时，突然被宣布无罪释放。重新捡回一条命，瞬间觉得世间万物如此美好，人生如此宝贵，生活中许多琐碎的小烦恼，在这时变得轻飘飘的不值一提。
被解救的那一刻，我肮脏、疲倦、饥渴、憔悴、虚弱，是我有生以来最狼狈的时刻，也是最开心的时刻。他们弄清我没有外伤以后，立刻派人和车把我送到最近的医院，做全面的身体检查。
感谢老爸。感谢重案队。感谢……陈广？ ↑返回顶部↑
不知是害怕还是后悔，两行咸涩的泪水滑落脸颊。我能感受到那冰凉的温度，浑身不由自主地颤若筛糠。
很长时间后，我渐渐平静下来，头脑开始恢复思考的能力，眼睛也适应了黑暗。我原来半倚半靠地坐在一个墙角里，身前堆着几个纸箱，把我严严实实地遮挡住。其中有一只纸箱上印着我熟悉的花纹。原来我就被囚禁在钱学礼家的储物间里。在这废弃的房屋里，会有人发现我吗？我还能生还吗？
我又想起昏迷前听到的那粗重的呼吸和急促的脚步声，以及脖子上遭受的那重重一击，原来一直都有人在跟踪我。他是谁？他还在房间里吗？想到黑暗中可能有另一个人在监视我，随时可以对我下毒手，我就不寒而栗。对了，日记，那四本日记，我费力地用被捆绑的双手在身边摸索，昏迷前就握在手中的那个牛皮纸袋早已不见踪影，我上衣口袋里的手机也不在了。那人一定是为了那四本日记来的，他会不会就是陈广？以他的冷酷残忍的个性，为了掩盖罪证，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如果是陈广做的，我生还的可能性就几乎等于零。不过，他为什么不索性杀了我？他杀过那么多人，也不在乎多我一个。我忽然想起苏南和林美娟惨死的模样，心就像跌落万丈悬崖的石头，向深渊里直坠下去。难道他想千刀万剐地处死我？可是，他对我哪来的深仇大恨？他杀害苏南和林美娟之前，是否也曾把他们拘禁，等到雨夜时才动手加害？许多人都有凡事往最坏处想的弱点，我也是这样，于是越想越心惊胆寒，在无边的黑暗中，我瑟缩成一团。
饥饿、干渴、恐惧、悲凉、绝望……我在这样复杂的情绪里饱受煎熬，每一分钟都漫长得像是一年。我甚至开始责怪凶手为什么不索性趁我昏迷时把我杀死，一死百了，胜过这种无边的折磨，在绝望中等待死亡来临。
13.死亡等待
2001年8月25日。多云转晴。
钱家老宅。
就在我东奔西走试图查清陈广底细的同时，重案队又接到一个匿名电话，又是指名道姓要和沈恕对话。虽然来电号码显示与上次不同，但沈恕凭其说话语气和用词，断定他与上次打匿名电话的是同一人。沈恕甚至认为，这个人就是死硬不肯开口的陶英，可是他无法逼迫陶英承认，而且他也不知道陶英究竟掌握多少内情。
电话里的声音尖锐刺耳又模糊不清，不过可以判断对方的内心很恐惧，情绪很不稳定，因为他说话时断时续，又带着浓重的哭腔。这更让沈恕坚定了他的判断，对方就是受到苏南和林美娟惨死照片刺激的陶英，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有对抗死亡威胁的强悍神经。对方一直在电话里哭诉，沈恕试图捕捉他言语中有价值的蛛丝马迹，却无论如何也不得要领。这时已经通过电话号码锁定了这台公用电话的位置，并请当地派出所派警员火速赶往现场。
但对方虽然失态，头脑却还很清醒，时间把握得非常准确，哭诉了两三分钟后就准备挂断电话。沈恕眼见无法掌控对方情绪，索性直截了当地点出他的名字：“你是陶英？”
对方沉寂了几秒钟，又含混不清地说：“不，我不是，等……等到必要的时候，我会告诉你……我是谁。”
“凶手是谁？和警方配合，就是保全你自己。”沈恕担心他随时挂断电话，每句话都直奔命门。
对方又沉默一会儿，突然泣不成声，断断续续地说：“我不知道，我怎么……可能知道？我想，一定和那件事有关，可是，那件事这样隐蔽，除了我们……怎么可能有别人知道？”电话在痛苦凄怨的哭声里中断，传出滴滴答答的电流声。
派出所民警赶到公用电话所在地时，见话筒悬垂在电话线上，有节奏地在半空摇晃，话机前已空无一人。
沈恕手持话筒，呆呆出神。苏南、林美娟、“陶英”都卷进了一件事里，这件事严重到给他们惹来杀身之祸。他凭直觉判断，打匿名电话的无论是不是陶英，都的确不知道凶手是谁，也就是说，他们做的这件事并没有一目了然的仇家。三个人的生活没有任何交集，唯一的共性是年龄接近，都是工农兵大学生，难道这件事发生在他们的读书时代？一条遥远而漫长的导火索在多年后点燃，究竟埋藏着怎样的刻骨仇恨？
这是下午4点左右，我正与陈广在小王庄查案，距他们发觉我失踪还差八个小时。
感谢我老爸。我在《让死者闭眼》这本书里交代过，我老爸曾担任公安研究所的所长，临退休前，正是我大学毕业寻找工作的时机，在公安局和检察院之间摇摆不定，他又代我做决定，选择了公安局科技处。老爸做了大半辈子公安工作，警觉性很高，我虽然独居，他每晚都会查我的岗。当晚10点，我家里电话没人接听，手机也打不通，他就有些发毛，又向科技处核实过我夜里没有出勤任务，索性直接把电话打到陈广家里要人。
“二十出头的女孩家，夜里出去玩一玩，你慌什么？”陈广先和他打哈哈。
老爸不和他缠夹不清，硬邦邦地说：“我的孩子我了解，她知道我每晚电话查岗，不管去哪里从来都先打招呼。她是你处里的人，又是你带的，我就找你要人。”
陈广拗不过我老爸，答应帮忙找一找。
结果科技处上下问个遍，也没人知道我去了哪里，陈广又把电话打进重案队。沈恕就住在与重案队一墙之隔的公安单身宿舍，听到汇报后第一个反应是“坏了，出事了”，他迅速做出应急措施，组织人查询我的下落。
按说一名同事晚上10点没回到家，无论如何也算不上大事，连辖区派出所都不会出头查找，重案队更没必要大动干戈，万一我只是因私事外出，沈恕的动作不大不小也是个指挥错误。他为什么当即作出这样激烈的反应？又为什么能迅速有效地组织查找行动？我事后分析，只因他早已在关注我的行踪，说不定他暗中已经给陈广上了侦查手段，所以最后我们殊途同归，想到了一处。不过这只是我的猜测，潔沈恕说什么也不会承认，他不想说的事，就算大刑伺候，也不能让他吐出半个字。
重案队只用了半个小时，就目标精准地找到钱学礼。夜里11点35分，我获救。
虽然只被囚禁了四五个小时，我却像经历了漫长的生死轮回，那无边的黑暗、绝望的处境，在我心中留下浓重而深远的阴影。迄今为止，我仍然害怕在黑暗中独处，否则我的心跳就会加剧，浑身发冷、出虚汗，濒临虚脱。这种症状在心理学上称为创伤后压力症候群，受伤易而疗伤难。
沈恕、于银宝、马文超及辖区派出所警员等一行十来人冲进钱家老屋，由于不确定凶手是否还隐藏在室内，更不知道要面对什么危险，每个人都神经绷紧、手枪上膛，摸索着搜寻。他们不开口出声，我在黑暗中只听见轻微却杂乱的脚步声，不知是友是敌，已经濒临崩溃的神经再受不得一点刺激，几乎要哭出声来。
好在沈恕没有一直闷着头瞎找，终于开口说话：“淑心，你在这里吗？”虽然声音很轻，但对于我来说却像振聋发聩般响亮，忽然之间，我泪流满面，那感觉应该像被判死刑的人，在刑场上面对黑洞洞的枪口时，突然被宣布无罪释放。重新捡回一条命，瞬间觉得世间万物如此美好，人生如此宝贵，生活中许多琐碎的小烦恼，在这时变得轻飘飘的不值一提。
被解救的那一刻，我肮脏、疲倦、饥渴、憔悴、虚弱，是我有生以来最狼狈的时刻，也是最开心的时刻。他们弄清我没有外伤以后，立刻派人和车把我送到最近的医院，做全面的身体检查。
感谢老爸。感谢重案队。感谢……陈广？ ↑返回顶部↑